二，被告

艾希曼1906年3月出生于德国索林恩，10岁时母亲去世，父亲再婚。父亲是当地电车电力公司的会计，后任该公司在奥地利林茨的高管，后来单干，买下一家小煤场，艾希曼从小成绩不佳，毫无前途，先在父亲的厂里干活，后在奥地利电机公司做了两年多销售。继母的表兄（舅舅）为他在维也纳真空石油公司找了一份旅行销售的工作，做了5年半，1932被解雇，加入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成为一名党卫军人。
说大话一直是他的主要恶习之一。
他们一家从未放弃德国国籍。
1960年5月在布依诺斯艾利斯郊区被捕，被空运至以色列，警官阿夫纳.莱斯上尉对他进行了35天审讯，录制了76盒录音带，转录出了3564页的书面报告。1961年4月11日在耶路撒冷地方法院因15条罪状被起诉。“犯有……其中任何一罪行者，应被判处死刑”。他对每条指控的回应都是：“不承认该项罪名。”
辩方律师不希望他认罪，理由是在当时的纳粹法律体系下他并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他被指控的内容并非罪行，而是“国家行为”，任何其他国家对此都没有司法权（平等者之间无管辖权），他是在奉命行事。“若国家胜利了，他的所作所为会令他加官进爵，若国家失败了，则会令他命丧黄泉。”
艾希曼说：“我没做过任何跟杀害犹太人有关的事，我从未杀过任何一个犹太人，或一个非犹太人，总之——我从未杀过任何人。我也从未下命令杀死任何一个犹太人或非犹太人。我根本就没做过。”
艾希曼不假装没干过，他甚至打算“当众吊死自己，以警醒这个世界上所有反犹的人”。但他并不感到后悔：“后悔药是给小孩子吃的。”
整个庭审中，艾希曼试图就第二条指控进行无罪申辩，然而基本上无果而终。这项起诉不仅暗示他是故意犯罪（他并没有否认），而且还意味着他怀有基本动机并完全知晓其行为的犯罪性质。关于基本动机，他绝对确信他也并非自己所称的那种内心卑鄙的家伙，他内心深处并不是一个月亢脏的杂种；至于他的良心，他清楚记得，只有当他没有履行命令时，即没有能怀着极大的热情，一丝不苟地把上百万男人、女人和孩子送进坟墓时，他才感到良心不安。这一点无疑让人很难接受。六位心理学家都证明他“正常”。
他的行为显然不是出于对犹太人的变态仇恨，也不是受狂热的反犹主义或任何形式的教条所驱使。他“本人”从未同犹太人有过任何过节；相反，他有足够的“私人理由”不去仇恨犹太人。…… （但控辩双方不相信或者不理会）没有人能相信一个平常的，“普通的”，既不低能、不死板，也不愤世嫉俗，却完全不能分辨是非的人。他们宁可从偶尔的不实中推断出他是一个骗子，结果竟错过了整个案件中最重大的道德甚至法律疑点。
只要被问到入党原因，他就会强调他并非出于信仰而入党，也从来不是忠实的党员，“我既没料到，也没打算过，正如我所说，党好像吞噬了我，一切都发生的太快太突然。”
在阿根廷，他的避难生活过得不快乐；在耶路撒冷的法庭上，他的人生似乎满盘皆输。可是无论在哪里，如果有谁问他的话，他大概都会坚持以前党卫军一级突击大队长的身份被处以绞刑，而不是作为真空石油公司旅行销售员平安无事地度过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