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威权政治何以可能？——制造共识与建构现实

霍尔是继威廉斯等文化主义先驱之后英国文化研究的领军人物。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一生学术生涯的主要贡献之一,在于指出并反复证明文化问题在本质上是至关重要的政治问题。对霍尔来说,文化不是可供描述或进行纯粹抽象理论化的具体对象,而是围绕社会意义的斗争得以展开的场所。文化研究的目的不在于对文化进行审美考察,而是要透过对当代各种文化及其话语形式的符号学把握,剖析作为社会政治斗争场域的文化背后的权力结构,其终极目的在于寻求所谓解放政治的文化路径。因此,文化研究对现实政治的介入,成为其最显著的学术品格之一。在这一方面,霍尔本人身体力行,通过学术实践积极介入到英国社会政治发展的许多重大现实问题。其中最为人所知的是他对撒切尔主义的批判分析。这一批判的前奏则是霍尔在伯明翰时期最重要的著作《控制危机》

霍尔这本书从似乎突然出现在英国街头的行凶抢劫(mugging)现象这一看起来十分普通的社会治安议题入手,《控制危机》一书展示了一幅广阔的“道德恐慌”及其背后文化霸权和政治合法性危机及其重建的社会史。对霍尔来说,该研究的目的并不在于发现抢劫的社会成因,而在于为何英国社会会在1970年代初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关头以如此极端的方式对抢劫这一现象做出反应”。换言之,有关抢劫的道德恐慌而非抢劫现象本身才是分析的重点。
霍尔等强调要从历史语境中寻求理解这一历史节点上发生的看似“孤立”的暴力事件的现实意义。在霍尔等看来,从根本上说,暴力事件引发的道德恐慌所指向的是远远超出普通街头“犯罪”的、更为深远的统治危机,以及社会秩序和主导意识形态转型;抢劫以及媒体围绕这一公共议题所建构起来的道德恐慌只是深层社会冲突的表征,而1970年代英国社会普遍存在的“文化霸权危机”才是问题的焦点。研究的重点在于,理解被简化地压缩为“抢劫”图景的种族、犯罪和青年议题,为什么以及如何成为表达危机的手段和意识形态操作的工具,从而发挥建构保守权威共识(即通过强力手段阻止社会陷入秩序涣散状态)的机制功能。我们需要挖掘的正是这种前史,即霸权机制是如何通过去语境化手段,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于孤立的事件,从而刻意抹杀犯罪类型及其社会反映。
从这一问题意识出发,霍尔等首先从犯罪统计学角度对历史统计数据进行考察。分析表明,尽管在英国语境下,“行凶抢劫”这一标签在20世纪70年代初是一个新词,但它所指代的犯罪行为却是长久存在的事实。该词的特定用法是从美国传入的舶来品,但经过媒体的渲染,却以一种貌似新潮的表象呈现在公众视野之中。对统计数据的分析发现,英国社会的犯罪率自20世纪初期以来一直是逐年上升的,犯罪率的增加并不是突然发生的,并且已经过了其顶峰时期。统计数据表明犯罪率并没有显著增加，暴力抢劫的增加在1972年并不新鲜，这是社会的一个自然过程而已。但官方和媒体却把抢劫事件塑造成新的犯罪浪潮和道德危机来临的征兆,并将其归咎于英国社会在整体上的道德和秩序涣散。显然,对犯罪事件做出强烈反应的理由,并不是来自统计数据所表明的历史事实,而是另有缘由。霍尔等就此问道:与人们对特定犯罪事件的反应相比,更加关键问题是,为什么在20世纪70年代初这样一个特定的时期,而不是其他历史时期,如此传统的街头犯罪被建构为一个“全新的”犯罪浪潮即将来临的标志?
霍尔对mugging这一标签的语义谱系考察表明,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特定的政治社会语境下,该词不只是单纯指代一种特定的城市犯罪类型,作为一个能指,它与种族冲突危机等社会问题产生关联,从而更多地带有社会秩序失范和社会危机的意涵。在霍尔看来,这种情形借助媒体话语被悄悄移植到了英国。将mug这个作为一种美国式犯罪类型的抢劫的表达，复制了‘抢劫’在美国背景中被定义的那种整个语境，用该词对英国现象进行描述，究竟意味着什么？
霍尔认为，这一过程不仅复制了这一标签本身,也复制了对这种危机表征的舆论焦虑和道德恐慌,以及这种恐慌所呼唤的强硬政治反应(例如,对国家暴力征用的合法化)。道德恐慌的媒体叙事,加剧了将某些特定阶级或种族背景的群体罪化为“民间恶魔”,从而使之成为社会危机的替罪羊的趋势。正是新闻媒体对“行凶抢劫”与更为广泛的社会危机和道德恐慌之关联的建构,为后来的舆论对特定事件的定义提供了意义阐释的限定性框架,进而为更为广泛的趋向保守的政治和社会政策转变提供了合法性基础。
霍尔指出,在对“行凶抢劫”议题的再现中,透过媒体所发生的信息过程并未像镜子那样如实反映社会现实,而是依据一系列规则对现实进行建构。这首先体现在依据新闻价值等专业主义意识形态对新闻信息的选择和情境化处理。只有通过这些操作,新闻才能从杂乱无章的社会信息背景中凸现出特殊的“价值”和“意义”。借助一系列背景参考框架和关于社会世界的重要假设,“对新闻事件的鉴别、分类和语境化处理,就是媒体使得它所报道的世界能够被读者和观众理解的基本过程”。也就是说，新闻媒体不是反映出了某些人正在抢劫。而是首先定义了抢劫，再以再将某些人和群体的行为打包为该能指。
霍尔认为，日常新闻实践以一套作为共识系统的社会意义框架和认知图式为基础。当这种假设被提升到常识的时候,共识或主流价值就会得到过分的强调,而那些同样重要的社会差异和冲突则被有意地忽略了。对于类似于“抢劫”这样的社会问题,媒体不仅将其成功地安置在舆论关注的焦点,而且通过强有力的阐释架构,对这些“负面”事件及其所涉及的诸种利益集团进行社会性定位。
请问媒体如何使这一打包行为得以可能？霍尔也反对机械决定的媒体观,即新闻媒体由于受控于主导性社会集团,因此直接复制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这种观点。因此,有必要对新闻生产的常规结构进行分析,以说明“媒体如何在‘最后一刻’复制了强者的定义”。霍尔等提出,就对社会事件意义的建构而言,存在着初级定义者(primary definers)与次级定义者(secondary definer)的区别。新闻媒体作为事件的次级定义者,受到作为初级定义者的制度性新闻来源的制约。由于新闻媒体必须对变幻莫测的事件作出迅速反应,因此为了保持对信息源的快速获取,媒体不得不系统性地过度依赖那些掌握着重要新闻源的“身处制度性强势地位的人”。媒体这种对强势者观点的偏好,使得这些“发言者”成为话题的初级定义者,即允许初级定义者建立起有关某一争议性话题的原初定义。这种定义在随后的所有论争中控制着整个论域,并设定了后续所有论争在其中得以发生的话语边界。在这里,主导集团并不直接干涉媒体,而是通过初级定义对媒体的产生间接的控制作用。因此,在新闻生产中,“媒体并非简单地‘炮制’了新闻,同样也不是以一种共谋的方式简单传递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而是“处于一个结构性地屈服于初级定义者的位置”。基于这种隐蔽性的屈从关系,媒体实际上履行着把主导意识形态陈述为一种“公众智慧”的功能,同时结合对大众话语方式(例如读者来信)的挪用,从而塑造了大众舆论。这种经过主导框架过滤后的话语形式以“底层人民的呼声”和社会共识的面目出现,从而“巩固和支持那些业已表达的观点,协助封闭共识的循环,提供合法化的关键要件”。尽管为了履行新闻专业主义所要求的客观公正原则,媒体也会纳入不同定义者的声音,但他们往往在媒体近用权方面受到限制,即使能够进入媒体空间,也往往被严格限定在初级定义者所设定的阐释框架内。在这样的新闻生产机制中,犯罪作为一种典型的新闻类型,显现出初级定义者与次级定义者在彼此呼应的喧嚣与异议者的沉默之间的强烈对比。这一过程不仅成功唤醒了人们的道德危机感,而且以民意的方式唤起了对秩序重建的大众意识。
最终，霍尔等人的结论是,对“抢劫”的道德恐慌,表面上是对不断涌现的社会“威胁”(少数族裔的犯罪活动)的反应,本质上却是对共识政治(politics of consensus)面临瓦解的政治危机并向强制性政治(politics of coercion)和威权民粹主义(authoritarian populism)转变的一种意识形态反应。这种转变表明,战后资本主义秩序建立在大众同意基础之上的霸权统治方式出现了深刻危机,冲突取代了共识,国家统治不得不开始诉诸于法律和暴力等强制手段。传媒作为主要舆论机关所建构起来的关于社会秩序崩溃的道德恐慌则是国家成功地赢得了“沉默的大多数”对强制性权力支持的一种基本意识形态形式。
那么为什么在70年代，媒体要以防控道德恐慌的话与制造共识呢？在“共识的耗竭”一章中,霍尔花了相当的篇幅来说明共识政治从建立到瓦解的过程所经历的不同历史阶段。从1945年至1961年的这一时期,是社会共识通过现代福利国家建设与资本主义的调适性改革得以建立起来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初期,以代议制/干预主义国家(representative/interventionist)模式为基础,工党领导下的“新英国”确立了福利国家的雏形,通过市场和国家干预相结合的混合经济方案有效缓解了阶级矛盾和劳工运动的政治压力,劳工阶级中产化成为这一时期共识政治津津乐道的图景。共识政治在1950年代的经济繁荣和冷战的意识形态对垒中得以进一步巩固,一种“英国式生活方式”和“英国人”的国家意识得以进一步强化,并暂时掩盖了政治和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矛盾。但随着1960年代技术变革的冲击和经济的结构性停滞,福利国家面临着日益沉重的财政压力,同时战后民权运动和青年亚文化也对传统道德秩序产生冲击,共识表象开始出现裂痕。从1961年到1964年的这一时期,是国家霸权发生重要转型的阶段。面临日益加深的社会危机,国家以社会、资本与劳工的协调者自居,从而暂时形成了一种具有法团主义色彩的社会民主主义政治格局。
但日益加深的经济和文化的双重危机终于在1964年至1970年间引发了普遍的道德恐慌和社会争议,战后共识政治的基础彻底崩溃。尤其是北爱尔兰分离主义的高涨和1968年发生的空前激烈的学生运动,导致国家和社会发生严重分裂,造成了前所有的统治秩序日趋崩塌的危机感。直到1960年代中期依然蓬勃发展的社会文化解放趋势开始面临强烈批评,性解放等社会运动的支持者被视为打开色情和暴力阀门的罪魁祸首。另一方面,全面爆发的经济“滞胀”则标志着凯恩斯主义的失灵,共识政治的经济基础被彻底动摇了,英国社会面临空前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危机。其结果是,1969年之后,此前相对温和的共识政治开始让位于强调暴力压制的威权政治。
作为对深刻社会危机的反应,从1970年至1978年这一时期,国家和社会逐步走向全面右倾的“法律-秩序”的强力统治阶段。《控制危机》一书所论及的针对“抢劫”的道德恐慌正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在这一阶段,共识的文化霸权机制被极大地削弱了,危机中掌权的保守主义者主张放弃共识政治,尤其是随着撒切尔夫人在70年代末成为首相,在经济上全面采取放松管制和削弱福利的政策,政治上与左翼对抗,强力打击工会和工人运动,在文化上则走向保守,排斥少数族裔和移民群体。这些政策短期内在一定程度上有效抑制了经济“滞胀”和社会对抗加剧的危机,但从长远看是“劫贫济富”,加剧社会不公,产生了诸多负面效应。这种保守局面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中期工党政策向右靠拢从而出现新的左右调和的共识政治为止。
《控制危机》一书的主要观点在他后续对撒切尔主义的分析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霍尔看来,撒切尔主义是传统保守的托利主义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的混合物。威权民粹主义(authoritarian populism)的概念能很好地解释为何撒切尔主义在选举上的成功依靠的正是那些在其政策中遭遇损失的工人阶级的支持。霍尔认为,撒切尔主义通过防御性策略,即不断寻求具有威胁性的“他者”,来完成新共识的塑造。无论这一“他者”是因福克兰群岛而成为英国敌人的阿根廷，是引发“道德恐慌”的叛逆青年和抢劫犯。对撒切尔主义来说,要打破长期形成的共识政治原则,完成对社会政策的新自由主义改造,就必须在市民社会内部取得决定性的意识形态优势。它所运作的方式不是传统精英主义自上而下的灌输,而是带有民粹倾向的自下而上的鼓动,因此它整合了不同社会利益集团中存在的不同意识形态。仿佛再说： “看吧，现在的社会出现了巨大的危机，但我们有自由选择我们的未来，只需要牢牢团结在以撒切尔夫人为核心的党中央，就能应对危机”。这种威权民粹主义以民粹的反国家面目出现,但实质上却是在不断强化国家的威权力量。通过这一过程,撒切尔主义成功地对社会价值体系进行了重组,重新设定了社会政策评判的价值坐标。
《控制危机》一书延续并推进了霍尔等人在《仪式抵抗》中已经开始的关于道德恐慌的研究。“道德恐慌”(moral panics)的概念最初是由社会学家斯坦利·科恩于1972年提出,指的是经由媒体放大所引发的对社会失范现象的道德性反应,这种反应往往把失范群体刻版化为社会利益和道德秩序的威胁,并很可能导致政策和社会意识的转变。科恩的研究对象是1960年代英国社会以摩登派和摇滚派为代表的青年文化所引发的道德恐慌。科恩认为,媒体通过定义、放大、预测和象征化等手段在引发道德恐慌的过程中扮演着核心作用。
媒体对危机事件的再现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而是受到所谓控制文化体系的影响。这种体系由警察、政治家、法官、法律专家、媒体评论家以及公众等各种道德倡导者(moral entrepreneurs)组成,并对危机事件及其所表征的道德恐慌作出反应。这些群体通过对有关越轨事件的公共话语的参与,在广度和深度上对事件所反映的问题进行拓展和升级,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这些不同的主张通过舆论压力的形式与国家的政策和立法机制发生联系,从而产生实际的政策后果。科恩认为,围绕青年越轨行为的道德危机与英国社会20世纪60年代特定的时代背景有关。这一时期由于社会前景不明朗产生了所谓的“边界危机”,人们必须通过与偏离社会主流秩序的越轨群体进行仪式性对抗来重新定义社会边界并消除边界模糊带来的焦虑。而由媒体唤起的，青年文化所引发的道德恐慌正是对这种时代焦虑的所指。
科恩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美国越轨社会学的标签(labelling)理论和早期建构主义思潮的影响,认为存在一个能够维系道德共识的社会文化控制体系,而道德恐慌则是这一体系试图纠正越轨行为的一种反应。与此这种功能主义分析不同,霍尔等人的研究采用了葛兰西的文化霸权范式,将道德恐慌理解为国家霸权斗争的意识形态形式。以葛兰西的国家-社会关系模型为基础,霍尔等把国家视为被市民社会中介化的政治范畴,霸权的建立、瓦解与重构均是通过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斗争过程得以实现。从这一角度出发,道德恐慌与媒介话语的复杂关系被定位于意识形态的政治批判视野之中,社会危机事件所引发的道德恐慌被看作是国家对文化霸权合法性危机作出的一种反应,通过危机话语的建构,国家为自身以强力方式介入对公民社会的意识形态改造提供了合法化手段。与科恩的研究相比,霍尔的研究遵循了马克思主义传统对越轨行为的激进学术立场,凸显了道德恐慌研究的政治性和批判性。
不过,霍尔等人的研究虽然采用了葛兰西的国家-社会模型,但在具体运用的过程中又呈现出内在的矛盾。一方面,霍尔等把对霸权重构过程的研究纳入到对市民社会表征实践和政治话语斗争的动态考察之中,从而强调了市民社会相对于国家和政治领域的独立性。但与此同时,《控制危机》一书对文化霸权危机的分析又显示从共识政治的危机到威权民粹主义的强力政治的过渡中,国家始终在管理和重组“民族-大众”(nationalpopular)方面发挥了核心的作用。这意味着相对于国家的强势地位,市民社会处于相对从属和边缘的地位。无论国家介入市民社会内部的文化霸权斗争的过程是如何复杂曲折,但最终国家终究能够实现重建文化霸权的目标。这与葛兰西主义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模型存在一定程度的矛盾。
此外,与科恩将道德恐慌事件看作是相对孤立的偶发现象不同,霍尔等更强调了道德恐慌事件内在的制度结构根源。霍尔等提出了“表意螺旋”(signification spiral)的概念,意指相对孤立的道德恐慌实践通过公共话语论争和媒体舆论发酵的不断升级,而逐渐被整合到一个影响更加深广、更加体系化的社会焦虑状态的过程。《控制危机》中所提及的社会对所谓空前“犯罪浪潮”的恐惧,实际上是媒体的夸张性报道围绕某些特定事件所建构起来的一种社会心理,是对不同历史阶段针对各种“民间恶魔”的恐惧心理不断积累和不断发展的结果。媒体的作用不仅是告诉社会如何对道德恐慌做出反应,同时它也建构了这种道德恐慌,并使之成为一种社会记忆。
从媒体文本出发,霍尔等在《控制危机》一书中可能既夸大了媒体文本所反映出来的社会危机现实的程度,又可能低估了媒体在解构社会危机话语和文本进入社会话语空间后所产生的语义多样性。这里的悖论在于,霍尔一方面继承了意义是任意的这一经典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命题,即反对僵化的决定论,但同时,他又在左派政治传统的实践策略中坚持认为,某些意义比其他意义更重要,在话语策略的斗争中更具有决定性地位,因为只有不彻底否认决定关系的存在,经典左翼批判的理论基础才能维系。这体现了霍尔在方法论上的反本质主义倾向和现实政治考虑中所谓“策略性本质主义”取向之间的矛盾之处,同时也表明霍尔在拉康和福柯等后结构主义思想家影响下试图调和后现代思潮和文化干预主义政治立场的努力并不是完全成功。
总的来说，《控制危机》是道德恐慌与传媒文化研究领域的经典著作。特别是霍尔等对道德恐慌和社会危机话题的葛兰西式分析方法,已成为继科恩之后最为经典的研究范式之一,引领了一系列关于不同社会议题(如各类社会越轨行为、艾滋病、种族矛盾、非法移民、毒品、性解放和色情文化等)的道德恐慌及其与传媒关系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