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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意志作为人的意志而把自己表现得最清楚的时候，人们也就真正认识了意志的无根据，并已把人的意志称为自由的，独立〔无所待〕的。可是同时，人们就在意志本身的无根据上又忽视了意志的现象随处要服从的必然性，又把行为也说成是自由的。〔其实〕行为并不是自由的，因为从动机对于性格的作用中产生出来的每一个别行为都是以严格的必然性而发起的。一切必然性，如前所说，都是后果对原因的关系，并且绝对不再是别的什么。根据律是一切现象的普遍形式，而人在其行动中也必然和其他任何一现象一样要服从根据律。不过因为意志是在自我意识中直接地，在它本身上被认识的，所以在这〔自我〕意识中也有对于自由的意识，可是这就忽视了个体的人，人格的人并不是自在之物的意志，而已经是意志的现象了，作为现象就已被决定而进入现象的形式，进入根据律了。这就是一件怪事的来源，〔其所以怪的是〕每人都先验地以为自己是完全自由的，在其个别行为中也自由；并且认为自己能在任何瞬间开始另外一种生涯，也就是说变为另外一个人。但是通过经验，后验地，他又惊异地发现自己并不自由，而是服从必然性的；发现他自己尽管有许多预定计划和反复的思考，可是他的行径并没改变；他必须从有生之初到生命的末日始终扮演他自己不愿担任的角色，同样的也必须把自己负责的〔那部分〕剧情演出直到剧终。
所以为什么说意志自由是一种假象：我们总有一种自由的错觉，这种错觉让我们觉得只要我愿意，明天就可以扔下一切去周游世界。可经验中、现实中却发现，我今天早晨想不送孩子上学、去跑个步，都不行。我们之所以那么热烈地谈论自由，就是因为我们不曾拥有它啊！卢梭那句“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重点强调的是与他人的关系，他的眼睛紧盯着别人、社会给他的枷锁。其实，人给自己的枷锁才是最牢固的。怎么打破这枷锁呢？把这种限制变成我的意愿，用杜甫写诗时对待韵律那样的态度去对待生活，真正做到尼采所教导的amor fati，像庄子那样，把生命的价值放在其他一切价值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