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追寻治国的原则

    从最可信的青铜铭文来看，周人一直自视为边陲小国，视殷为“大邑商”，尽管不满殷商的压迫欺凌，而且文王还很有可能死在殷人手中，但周人依然不敢轻举妄动去“翦商”。武王大会诸侯于孟津，史书上号称来了八百诸侯，但结果却不是出兵攻打殷商，而是下令解散退兵，因为武王仍然没有把握能够击败商人。
    几年之后，而有“牧野之誓”，武王终于下定决心出兵，但他的主要动机应该还是为文王复仇，向殷商宣示：我们不是那么好欺负，可以让你们高兴怎样就怎样的。出兵时，周人也许并没有把推翻殷商共主地位设定为目标。怎么想也想不到，商人的军队如此不堪一击，一日夜间，周人就打进了朝歌。如此快速的胜利，反而让周人感到难以置信。
    这就是周初他们不断反复疑问“殷商怎么败亡的”背后的强烈动机。因而周初的文献，集中处理几件事。第一就是：到底我们怎么赢的？本来压在我们上面、统治我们的殷商又是怎么输的？第二则是：赢了之后，我们该怎么办？要用什么方法保有新得到的地位，才不会给自己招来祸患？第三：得到了至上的新地位，那我该如何处理败亡的殷遗民？又该跟他们建立什么样的新关系？
    环绕着这三个大问题，而有了中国古代最早的政治大启蒙，而其核心人物，就是周公。显然周公主导、塑造了周人这套新的政治理解与政治价值，不仅提供了三个大问题的明确、合理答案，而且设计、发展了与此答案相配合的行为、制度规范。这是我们理解中国传统上“周公制礼作乐”的一种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