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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可以说，这两位皇帝都错了。一个皇帝以为向天下人说明对他不利的传言，便可让流言不攻自破，因为眼睛雪亮的后代会尊敬他。但是他的子民却记得了谣言，而忘了皇帝的苦心。另一位皇帝却以为把书毁掉，便能告慰父皇在天之灵。而他的子民却以为他之所以想毁去此书，就是因为书中内容乃真有其事。”

小时在熟识的长辈家中读到二月河的小说，后来迷过那部家喻户晓的《雍正王朝》，对康乾之间承前启后的这一朝总怀一分戚然之感。但我从小分得清正史和戏说，知道关于篡位巫术谋刺的谣言和《大义觉迷录》，知道传说中的每日四千字批文，却也知道文字狱重典和“刻薄寡恩”这个并非虚名的词。再大一点时更知道了中央集权啦削弱地方啦玩弄权术啦等等中西混杂的政治学术语——于是评价神马的，不用说了。以今日的政治标准，如“开明专制”之类来评价古人，简直是可笑的自不量力的愚昧。
可是那一点戚然的同感是什么呢？对伟大的专制者（甚至不论“开明”与否）而言，如果有通行标准的话，我想那便是一种毫不留情的严酷，无论对人对己：“我一向严于律己，为什么要宽以待人呢？”
——结论是：这种齐备精神洁癖、钻研精神和刻薄的道德自律之人（八成是INTP/J；除了雍正，腓特烈二世和元首君或许可排在类似物名单上）最好不要当领导，否则不仅害苦了别人，也害苦了他们自己。原因很简单：他们的权力欲不一定是最重的，但自律和好强之心往往远胜他人。一旦接过某种责任，除非出于对其重要性的蔑视或毫无兴趣，他们是不会轻易放手的。这样的独裁者几乎必定精于权术（甚至残忍），也必定背骂名；但他们的乐趣不在于权力，不在于杀人和权术，甚至不仅仅是“政治抱负”——那不过是”证明自己“的放大了的外化吧了。在他们的统治生涯中，“消灭政敌”和“迫害异己”一开始是实现政治目标的手段，后来却变异成了被压抑的恶的发泄出口。《大义觉迷录》是一个奇诡的极端，像一个皇帝答刁钻的记者问，却还要合理合法地驳倒对方，不止于自身的统治，甚至于证明整个满清统治的合法性。我认为雍正的悲剧在于，他能明察秋毫，但是治国手法过细了，能观其大略却不能跳出自己的偏执。这种人不可能活得长，就像第三帝国不可能持续一千年。以一人之力维系的乌托邦，无论怎样法理严明，都会像沙滩上的城堡一样崩塌，余迹只是任海潮随意凌辱的浮沙而已。

他们使许多人沦为了牺牲品。但他们也是牺牲者——为了谁呢？国家？不，是他们心中某种至高无上、甚至漠视善恶、代替了道德标准的美学标准。身为凡人，却以上帝－魔鬼的严苛标准来衡量自己和他人——可以说，如果首先崩溃的不是这个国家，就是他们自己。

千秋功罪任评说，海雨天风独往来。
让后人得以一窥这些孤独的独裁者的心境的，无非是这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