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男性˙農民˙工：三重結構下的男性氣質

父權制下，有限的家庭資源是圍繞男性利益進行分配的。然而，資源分配並不是經濟過程的終點，而是進行經濟積累的起點。家庭對於男性的經濟支持，其背後蘊含著依靠他來改善家庭經濟狀况的潛在期待。男性被寄予厚望，在享受利益的同時，必須承檐起家庭的經濟責任。當經濟利益和責任同時歸於男性時，經濟領域便成為男性的領域，經濟成就也成為男性獲得社會地位與聲望的基礎。於是，農村男性必須積極地參與到經濟活動之中，以經濟領域中的成就來滿足家庭對他們的期待，從而獲得他人和社會的認可與肯定。
杰華（Jacka, 1997）曾指出，工作的內與外、輕與重、有無技術含量的區分，在農業内部以及農業與其他有償工作之間的組織，以及性別分工合法化的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相對於男性，女性的工作被定義為内部的、輕鬆的和低技術含量的。在中國農村，男性主導著外部經濟活動，從事農業生產或副業經管等有償勞動；女性的活動領域則主要囿於家庭，承檐無償的家務勞動，照料孩子與老人。也正因為如此，男性家長被看作是家庭生活中的經濟支柱，肩負著供養整個家庭的重任。包括胡慶在内的許多受訪者，在回憶早年農村生活的時候，都自覺地抹殺了母親對於家庭的貢獻，而將父親視為唯一養家糊口的人。這與工業化以來男性作為家庭供養者的迷思密切相關它讓人們誤以為只有有償勞動才是「真正的工作」。
杰華曾經指出，遷移對於男性來説，更多地是一種實現養家糊口責任的途徑，而年輕女性在此方面所擔當的責任則少了許多，也正因為如此，她們能夠在遷移過程中相對「自由」地追求更多的個人目標（Jacka, 2005）。這種性別化的差異，不僅僅為女性所接受，也得到了農村男性的普遍認可和支持。
這樣一個既不同於農民階級，也不同於城市工人階級的群體，被潘毅和盧暉臨稱為「準工人」或「半工人」（“quasi-”/“half-”worker），經歷著未完成的無產階級化（unfinished proletarianization）（Pun & Lu, 2010）。
皮奧里（Piore, 1970）曾提出二元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將勞動力市場劃分為初級市場和次級市場。前者具有工資高、就業穩定工作環境良好、管理與晉升機制規範等特徵，而後者則截然相反。中國的勞動力市場也是多重分隔的，包括地區隔離、性別隔離，以及城市居民與農村流動人口之間的隔離（Xu, Tan & Wang, 2006）。
在次級勞動力市場上求職，對於男性勞動力最為重要的人力資本要素並非學歷，而是技術。職業的性別隔離通常將農村男性安排在強體力手工操作的位置上，而將女性安排在高強度流水線操作的位置上（Fan, 2003）。與女性去技能化的流水線工作相比，資本為農村男性安排的工作往往對技術和體力有更高的要求。其中，技俯是需要經撾專業訓練而習得的。然而，並非所有農村男性都有條件接受技術培訓，因此，技術是勞動力市場上的稀缺資源。
與傳統意義上的工人階級不同，農民工所受到的剝削並不僅僅源於生產資料的缺失。戶籍制度剝奪了農村居民與城市居民同等的公民權利，於是他們成為城市勞動力市場上最廉價的勞動力。資本充分地利用制度的不合理之處，將農民工安置在等級結構中最底層的位置合法地剝奪他們享受公平待遇的權利，從而實現對他們更大程度的剝削。儘管少數底層員工有機會被提升到中層管理的位置，但卻難以改變其階級屬性，因為管理階層的階級特徵常常與其在權力等級中所佔據的位置密切相關（Wright, 1997: 20）。經理等高級管理人員在資本利益分配中所佔的分量最大，因而更加接近於資產階級特徵。農民工出身的中級管理者所擁有的權力受到很大限制，並且不具備提升至高級管理的資格，因而更加接近於工人階級特徵。可見，從階級特徵的角度看，農民工與高級管理階層之間存在著不可踰越的鴻溝。
在工作場所之中，另一條難以跨越的界限存在於男女兩性之間。資本依據性別類別在農民工群體内部製造差異，並将利益歸於男性，從而進一步實現對女性農民工最大程度的剝削。一方面，管理工作是男性領域，女性往往難以涉足。⋯⋯女性管理者被隔離在女性工作領域之中，難以在男性涉足的領域中獲得管理的機會。另一方面，技術工作亦被保留給男性，女性往往難以獲得技術培訓的機會，更無法獲得技術工人所擁有的特權。女性的工作領域大都是低技術含量的。即使與男性處於相同領域，她們也會被安排在非技術職位之上，⋯⋯這種職位安排的結果是：技術員和技工全部由男性組成，女性無法在工作過程中提升人力資本。
沙岩廠為農民工提供的生活安排並不是出於人性化服務的考量。對於資本來説，更重要的是對生產過程之外的農民工的身體進行有效控制，從而為生產服務。農民工在日常起居安排上的自主權被大大削弱，工廠成為重要而又強勢的安排者和供給者，主導了勞動力再生產過程中的主要活動。在這種「勞動一生活」一體化的生產機制中，產品的生產空間與勞動力的再生產空間合二為一，打造出工廠控制與勞動抗爭的戰場（任焰，潘毅，2006; Pun & Chan, 2013）。
儘管男性農民工在等級結構中處於與女性相對的優勢位置，但這種優勢在工資體系中的體現卻不夠明顯。從之前的討論可以看出，資本製造差異的策略之一是增大階層之間的差異，而縮小階層內部的差異。以男性為代表的技工和以女性為代表的普工同屬於被管理階層，他們在衣食住行各個方面的待遇並無明顯差異。體現在工資體系上，兩性間的收入差異也被控制在相對狹小的範圍之内。這種情况下，男性農民工作為家庭主要的經濟來源，往往難以為家庭生活提供足夠的經濟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