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思想于政治史背景中》-《朱熹的历史世界》在学术史中的典范意义

《朱熹的历史世界》分为上篇和下篇两个部分。
上篇是通论性质的。我们也可以理解为是对余英时先生对宋代理学史的重新叙事。它是在政治史背景中的叙事。在从唐到宋大转折的过程中，社会发生了巨变：
第一是传统的崩溃和文化的贬值，唐代以来下层翻身，平民上升，连倡优都可以进入政治，无耻已经成为手段，传统的廉耻崩溃了，道德和伦理很糟糕了；第二是各种异族入主中原，即使是宋代一统，也还有辽和夏的存在，这对汉族文化形成巨大的威胁；第三是佛教道教以及各种异端的思想，把原来同一的思想基础和文明观念搞得一团糟，所以这也是心理危机。
在这样的多重危机的背景下，皇族、士大夫和民众形成的共同意识是，士大夫应该可以和能够代表最大多数的普通民众的利益，与君主共治天下。但由于政治权力的最初的来源和最终的归宿依然是在皇帝手中，所谓的“同治天下”其实还是得“得君行道”。正是由于这个竞争上岗的压力的存在，使士大夫集团的内部发生了分化。其中，有着儒学“回向三代”理想，信奉或同情理学的形成了理学家集团，更重视当下，更有实用主义精神的形成了职业官僚集团。宋代所谓的“党争”其实就是这两种人群的政治斗争。
下篇讨论的是有关朱熹入朝和孝宗晚年布署的种种问题，这是一个政治史和政治思想史上“遗失的环节”。正是对这个环节的补充，对“庆元党禁”的发生有了更为完整也更为有力的解释。这也是余英时先生在历史研究上的一个重要发现。
经过以上的叙述，葛兆光认为这本书为我们思想史研究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法和新角度，换句话说就是提供了新的典范。
对于一直没有太大变化的宋史研究界来说，这部书很重大的意义就是把研究脉络从理学为中心的哲学史转向与政治和社会结合的思想史。
就这种研究方法的转向，我认为也不是突然之间的发生，学术新典范的产生，也有一个危机产生，然后有很多的学者试图解决这个危机的过程。就我所知，在明代心学的研究上，沟口雄三已经开始尝试结合政治史，尤其是社会史对王阳明及其之后的阳明学的发展和变化做出解释。但他的论证还是给人有些脉络不够清晰，证据不够充分的感觉，尤其是在资料的考证方面。如果要找一部用思想史研究新典范写成的成熟作品的话，余英时先生的这部作品确实当之无愧。可能也真是如此，他才能在2006年获得素有“人文学界的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奖吧。
葛兆光随后又论述到，由于采用这种新的研究范式来研究宋代道学：
它还带来了一个意外的结果，它既改变了宋代文化史和思想史从“宋初三先生”开始叙述的惯例，也改变了宋代政治、文化和思想史在北宋、南宋之间分期的定论。
也就是说，余先生改变了过去只在心、性、理、气层面上讨论宋代思想，把程颐到朱熹的真理谱系建立在抽象脉络上的传统做法，另外从政治史的角度和复杂的历史背景上，建立了从北宋到南宋，从王安石到朱熹的脉络。在这一脉络中，朱熹的时代他称之为“后王安石时代”，因为他们的共同的理想都是建立以儒学思想为核心的社会新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