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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农村,事实上是个礼俗的社会,以养生和送死为核心的人生礼仪活动,实际上构成了农村日常生活的骨架。对于局外人来说,婚丧嫁娶、拜寿上坟、年节祭祀,无非是些繁复的仪式和吃喝热闹。但处在传统农村环境中的人,如果离开了这种仪式,日常生活就没有了灵魂,甚至可以说生活就没有了意义。一方面,传统社会的农民离不开礼仪活动,可另一方面,在那个时代,这些礼仪活动程序之繁复,讲究之复杂,又是普通农民所无法掌握的。所以,私塾教育除了文字和道德知识的传授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传授礼仪,即平江人所谓的“学应酬”。学生不仅要跟老师学习各种礼仪活动的仪式程序,还要跟随老师掺和婚丧嫁娶,现场实习主持仪式(主礼)。所以,传统的礼仪从内容到形式的传承,事实上是通过私整来实现的。在所有具有传授礼仪职能的私整中,少数能够完成学业的人,无论能否进人官学,踏上科举的阶梯,都成为事实上的乡村之“儒”(儒的本义就是主礼者)。能够熟悉和主持礼仪,不唯受人尊重,而且能多得一份收入(当然,有功名的人更具有主持礼仪的资格,只是身份太高的人,比如举人老爷,不大可能受如此的辛苦,一般只是象征性地过过手,比如“点主”,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真正的主持者还是那些没有身份的“儒”和穷秀才)。而多数只识了几个字就半途而废的农民,也因多少了解一点礼仪知识,而成为礼仪活动中很能配合的一群。 “礼”在农村社会的意义,很大程度上在于秩序的建构和维持。农民固然可以从乡间戏剧说唱中知道什么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仰幕忠臣义士、义夫节妇,但却只有在不断的礼仪演练中,才可能明了什么是大小尊卑、昭穆远近,学会怎么样进退有据、行止有节甚至礼让恭谦。从某种意义上讲,煞有介事的礼仪气氛和一板一眼的礼仪程序,是乡民学会服从秩序的最好老师,而演礼导致的肌肉记忆,远比言者谆谆的说教更有效。也可以说,乡村社会的秩序,主要是靠礼仪活动的展开来维持的。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自孔子以来,儒家学说的内涵经过了许多次的转换,但礼依然是其核心内容的原因。实际上,私塾的其他教学内容,也跟“礼”不无关系。对儒家经典的学习、掌握,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学习礼的内涵,而文字的训练,比如“对对子”的练习,在乡下的功用就是写对联。对联不仅用在年节,而且用于相互往来,吊死贺生。从这个意义上,上学才真的能实现“知书达理”。因此,我们说,私塾教育和乡村社会的日常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属于一个有机的整体。私塾和乡村社会的乡绅一样,具有牵一发动全身的地位。私塾教育的缺位,从长期来看,不仅会导致农村识字率的下降,而且会使乡村社会的既有秩序出现紊乱。 引自第1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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