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克萊 ——懷念陳世驤先生

柏克萊
——懷念陳世驤先生

一

一九六五年夏天，是我來美國以後的第一個暑假，那時我還是愛荷華大學詩創作班的學生；暑假到了，不免也和其他中西部大學的中國學生一樣，向東西兩岸搬移，目的是打工掙下一年的學費生活費。我先在紐約胡混了兩星期，工沒找到，換得一身疲憊；不久安格爾先生（Paul Engle）通知我，創作班決定繼續頒我一年獎學金，勸我不如回校讀暑期課程，免得因找工影響情緒，違背了讀書和寫作的初衷。我一斟酌，反正下年學費生活費不成問題，就匆匆回到愛荷華；住不了幾天，又開始發悶，乃決定和少聰一同西出洛磯山，到加州去。 
 
少聰去加州，是為了在史坦福大學的暑期學校教中文，所以她住在史坦福大學的校園裏。我去加州，師出無名，幸虧前此林以亮約聶華苓譯書，聶華苓事情忙，嫌譯書太麻煩，竟把我轉薦給林以亮，代替她自己的譯書作業。林以亮竟也贊同，並且來信把報酬數目向我解釋了一下；我估量，如果好好做，光是譯書，掙的錢並不少於洗碗托盤子，就非常乾脆地接受了下來。我住在柏克萊芭柯街，同屋的有東海物理系的同學陳敏，我每天除了譯書，就是寫詩寫散文，散步喝咖啡，並專心精讀葉慈全集，週末輒渡海去史坦福找少聰，生活非常閒適。後來譯成論文數篇，和張愛玲、於梨華、林以亮三人的成果合為一本書，由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印行，叫做「美國現代七大小說家」。

這一次去柏克萊，是我生命的轉捩，因為就在六月間，我第一次和先師陳世驤先生見面。現在回憶這事，覺得悲傷快樂而遙遠——我相信「悲傷快樂而遙遠」這樣修辭含混的話，也只有陳先生完全懂得。我能記憶如何走過長長的咖啡店林立的電報街（Telegraph Avenue），楓葉翠綠，陽光滿地，吉他的聲音，民歌的吟唱，鐘響，鴿飛，水流，犬躍。當時我怎麽樣都沒想到一次短短的談話，竟決定了我未來四年的學業模型，甚至挑明了我的心向，改塑了我的性格，從此決定了我一生必要走的路。

我初到柏克萊，就聽人說到陳先生的種種。朋友們提到他，最大的印象是「嚴峻」兩個字。其時夏濟安先生在柏克萊去世不及四個月，我也聽說陳先生的心情很壞，追念着故友。種種原因，使我一開始並未特別意願去拜訪他——當時我大概是這樣想的：我是寫詩的，又不是弄學問的；即使見了面，又談些什麽好呢？但我又確切地記得會在「文學雜誌」上讀到幾篇他在臺灣大學的演講稿，記得他似乎是唯一能在論中國古典詩的時候，左右逢源地引證轉述西方文學理論的學者；而且我還記得，他似乎是唯一再三強調新詩在中國文學的正統地位的大學文科教授。這在當時，是使寫詩的朋友感動的。不久我的老師徐復觀先生從東海大學來信說，旣然到了柏克萊，不可錯過一見陳先生。徐先生和陳先生的交往始於有關文心雕龍的討論，此後許多年，每當我在文學的題目裹寫信向徐先生問疑時，他總在回答以後附加一句：「如果陳先生的解釋與我不同，宜從陳先生。」我追隨徐先生讀書多年，深知他品評學術人物的標準和脾氣，能受他推崇如此的，似乎很難找到第二人。

我終於鼓起勇氣打電話給陳先生，自我介紹，說明來意，並提及「我是徐復觀先生的學生」，以為自己壯膽。陳先生聲音宏亮，但聽得出有些疲倦甚至不耐煩，直到我提及徐先生以後，他才說：「這樣好了，明天上午十一點你到辦公室來見見面吧！」我猜想當時二十五歲的我並不十分快樂，納悶了一場，甚至想臨陣脫逃，不見也罷。後來過了幾年，我在他面前又提到這件事，他大笑說：實在是一方面常接到無謂要求晤面的電話，二方面夏濟安先生剛去世，心情惡劣，說話的口氣聲音都沒有完全恢復正常。總之，第二天我終於還是一路問到了加州大學的東方語文學系，爬上了大理石梯，按時站在他的辦公室前，敲門，但陳先生也終於遲到。此時我真覺得比張良還委曲，手中捧着兩本自己的詩集，覺得好無聊。過了幾分鐘，陳先生終於上樓來了，一手握烟斗，一手抓着一把信，記得並沒有為遲到表示歉意。我被讓進辦公室，坐在書桌前，又謙遜了一場，雙手把一本「水之湄」一本「花季」捧上。他隨便看了一眼詩集的封面，擺在一邊，一逕拆讀剛才手上抓的那把信，不發一語，把我扔在一邊發愣。此時，我張良之情又不禁油然而生，竭力壓抑着自己，隨便瀏覽他滿牆壁的線裝書。這是我到美國一年內所看到的最多的一屋子線裝書，後來才知道，是半部「四部叢刋」，另一半放在家裹的書房內。在學校的是子集，在家的是經史。四年多的時光裏，我一直沒有機會問他為何如此割裂。

他讀完信，匆匆拾起詩集，仍然不發一語，專心讀了好幾十頁，忽然臉上有了新的表情；說了些稱讚的話。我受了鼓勵，心情好了些，膽子也大了，就說些寫詩的抱負和在愛荷華的情形。他說：「新詩是必然的，歷史的必然！」我即刻印證了過去從「文學雜誌」裹得到的關於陳先生論近代文學的印象。事實上，一九六六年他在京都大學講學，竟隨身帶了「花季」和「水之湄」而且以之示京都大學的漢學敎授小川環樹先生。後來他常笑着對我說：「靖獻，你在日本的第一位讀者是當今日本最少壯的權威漢學家小川環樹！」在我寫詩的生涯裏，能有陳先生這樣長輩的知音，無寧是奇蹟。後來他開始問我，愛荷華詩創作班以後打算幹嗎？我答稱有意讀比較文學。「比較文學？你說說看心裹有什麽課目想研究？」我乃開口大講自己對史詩和悲劇的看法；這時，陳先生已經變成一位笑容滿面的長者，快意地吸着板烟，不時大聲地追問我的論斷，又引述中西材料為我的暢言做證修改，最後說：「史詩和悲劇在中國文學傳統裏不會發展成型，正是我數十年來時時思考的題目。」

「這是比較文學的大題目！」他說：「你在愛荷華畢業後，願不願到柏克萊繼繼研究這個問題？」

此時已過正午，陳先生在都蘭樓（Durant）的辦公室惟一的大窗是朝西的，陽光居然也透過百葉窗灑了進來。窗外看得見生物大樓的長廊和雕刻，廣大的草地錯落植着松柏和紅檜。今年五月二十三日近午夜，陳先生在柏克萊以心臟病猝發逝世，同門松棻（這是陳先生最愛的兩個字）自醫院打電話來，跨過一個美洲大陸，麻薩諸塞已經是二十四日的凌晨兩點半，我和少聰夢中驚醒，猶疑是夢。三點半，夏志清先生又自紐約打電話來，此時我已完全清醒，乃決定天亮了就求購機票，飛加州為恩師奔喪。 
 
二

暑假結東，我和少聰仍然越過許多兀自新奇的山水，回到愛荷華大學。我依然在詩創作班，但選課的安排有了顯著的變化。第一年在愛荷華，除了詩和翻譯，我只規規矩矩地選了一門藝術史和一門古英文，死記盎格魯·撒克遜的文法；如今為了將來讀比較文學，除了詩和翻譯，仍繼續念古英文，選專書「貝爾武夫」（Beowulr），修德文，並且選了愛荷華比較文學系的研究討論課程「比較文學的問題」。從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暑假，保持一月至少一信的記錄，向陳先生報告求學的進展。冬天，向四個學校發出申請入學許可讀比較文學博士學位的信，心目中只有耶魯、普靈斯頓、哈佛、和柏克萊的加州大學。冬尾，在雪封的愛荷華通過考試和論文，於一九六六年二月間獲得藝術碩士的學位。四月，哈佛大學和加州大學各來信，給了我入學許可，同時愛荷華大學的比較文學系也給我入學許可和一筆兩三倍優厚於加州大學的獎學金，我寫信問陳先生，他從京都來信：「放棄哈佛，到柏克萊來！」我於是寫信給哈佛的研究院，告訴他們：「我決定去柏克萊的加里佛尼亞大學。」

離開愛荷華是一次很感傷的經驗，我和少聰在那小城裏住了近兩年，有很多可親的朋友，尤其是聶華苓和她的兩個女兒薇薇和藍藍。我因為是二月得的學位，無形中空出了一個無聊的學期，只好繼續註册，每天除了啃德文和十八世紀歐洲文學，只能寫詩寫散文，就在這期間譯了西班牙詩人羅爾卡（F.Garcia Lorca）的「浪人吟」，但大半的冬末和春天都到田裹去看玉米，到聶華苓家喝啤酒吃炸醬麵，沒事就纏着劉國松，要他送幾張棉紙給我畫畫他那種摘疙瘩的現代畫，否則就和王敬羲吵架。

五月底我們開車横越美國的大西部；七月，陳先生和師母自日本回加州；九月，陳先生代表少聰的父親主持我們的婚禮。十月開學，我們住在離加州大學校園很近的小公寓裹，屋外有巨大的楓榆，從此開始我在柏克萊的學生生活。陳先生家在北面的山坡上，是一座西班牙式的樓房，松樹環繞，他的朋友陳穎名之曰「六松山莊」。這六松山莊是我四年半裏狂笑揮淚痛飲的地方，也是沉思筆記辯論的地方，就在這六松山莊裏，我學到各種課室裏闕如的古典和生命，我窺見學術的神奇，掌握到一點點的詩經和楚辭，掌握到一點點的樂府和唐詩——我只能掌握這一點點，因為更多的時光裹，我追尋的是一種純粹的人性的關注，一種愛，一種活力。我只能掌握這一點點，因為有一天我也必須離開六松山莊，必須也煞有介事地站在講壇上做起洋人的先生來。

陳先生是我在比較文學系的指導敎授。我選課的三年裏，除了跟他讀詩、騷、文心雕龍、唐詩以外，並在他的鼓勵和批准下繼續研究中世紀英國文學，去和英文系的研究生比較長短。一九六七年，通過德文考試後，開始選修日文和希臘文。我選修希臘文時，已經超過二十六歲，這在西方是巨大的冒險，因為一般有教養的西方人總在二十歲以前甚至十歲左右就開始學希臘文；但我讀了兩年以後，興趣驟增，對古希臘文學產生狂熱的興趣，幾乎到了捨棄英國文學，專攻希臘文學的地步。為此我跑去和陳先生商量，他一邊敲着烟斗笑着說：「靖獻，生也有涯……」最後我決定暫時放棄希臘文，仍以古代英國文學和先秦中國文學為研究範圍。最近這一兩年，我常常懷疑當初這個決定到底是對是錯，仍不得而知。有時很後悔那時沒有繼續深入荷馬，有時又覺得「知也無涯」，也許陳先生當時的話，真是透過種種考慮以後的唯一出路。陳先生是好勝的，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然則他要我暫時放棄希臘文的時候，心裹想的是什麽呢？也無非是恐怕我跌撞失落於美國式的學院吧？他最了解我的狂傲和衝動。數不清有多少次，在他的板烟裊裊間，我突然發現我也溫順得像一個中文系的呆瓜。但也幸虧這種溫暖的空氣包圍着我，使我逐漸從粗魯的二十五歲邁向規矩多慮的三十歲。「詩教」是真的存在的，所謂「溫柔敦厚」，在我從陳先生細讀詩經以前，只是模糊的箴言，後來許多午後和黃昏，在都蘭樓的課室裏，在他西曬的辦公室，在他家裹的客廳，安靜地討論詩如何興，如何觀，如何羣，如何怨；我方才明白為什麽孔子說：「小子何莫學乎詩……」

中國古典文學本來就是存在的，但隨着各人觀察古典文學的態度底不同，它存在的面目也不同。在國內讀古典文學直覺地以它為「舊文學」，直到遇見陳先生，我才了悟三千年前的詩騷箴言也都永恒地「其命維新」。仲子的情人低低的懇求和恐懼，是三千年不變的中國女孩對愛情的欲求和顧慮；赫赫南仲部隊裹一名下級軍官的抱怨和歎息，又何嘗不能說明今天許多征人的心情？通過各種文學理論的實驗和證明，陳先生使我認識另一面的文學趣味：文學並不是經籍，因為它要求我們蓄意地還原，把雕板的方塊字還原到永恒生命，到民間，到獨特的個人，然後，指向普遍的真理。也只有在這縝密還原的功夫以後，我們才能斷定文學也有某種普遍的真理。柏克萊的四年餘，我無時不在追求這種藝術的境界，設法出入古代英國和中國的文學，在陳先生的鼓勵和監督下，互相印證兩種文化背景和美學標準下的產物，追求先民在啓齒發言剎那間，必然流露的共通性。

這麽許多年來，我一直無法完全相信，我當初幼稚的關於文學創作和研究的幻想，會在柏克萊獲得四年餘沉實有力的導引。和陳先生在一起談話，他總先讓我乖戾地馳騁我對文學的看法，一首詩，一個事件，一項公案——他總先聽我比手劃脚地說上半小時，只在面前吸着板烟，印證字句，點頭；等我講完了，講累了，而且越講越心虛了，他才開始重新為我理出一個頭緒來，分門別類，一點一滴把我的思路扶正，修改謬誤，擴大，刪減，順着我的粗枝大葉仔細地爬梳，使我能下筆寫文章，不致顚倒仆落，顧此失彼。他常說他許多早年的興趣，許久遺忘了，竟在我的身上重新燃起，所以他對我的學業督促總不遺餘力，鞭策磨礪，以為我或許可以繼承他的文學研究於萬一。這些，我竟然也還是沒有把握的。今年春天，我忽興重新探索「胡笳十八拍」的念頭，在哈佛燕京圖書館收集資料時，獨缺一本現代學者關於蔡文姫的討論集。五月二十四奔喪加州，喪事完畢後，曾回加大的東方圖書館查借這書，發現書不在架上，管理人覆查檔案，苦笑地對我說：「陳教授借走了，已經借了好多年。」
三


距一九一二年生於河北，陳先生享年僅五十九歲，這在現代是極端短暫的；是以噩耗傳出，他的朋友和學生都不能置信。尤其因為他逝世前毫無預兆，更使人茫然哀悼。五月二十二日下午，陳先生還親手在花園造短籬，當晚在他的美國學生JohnJamieson（加州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家吃飯，喝了許多酒，對短籬之成，非常自豪。陳先生很能喝酒，一九六六年他從京都回柏克萊，是我第一次在六松山莊聆誨的經驗：他進了門，行裝甫卸，就問我：「靖獻，能喝酒嗎？」我答稱「可以」，他很高興地說：「那很好，能喝酒很好！」後來每次在家，談話說文析詩，一過了下午五點，我都要為他倒酒，很少例外。但陳先生有個規矩，下午五點以前是不喝酒的。在柏克萊四年餘，國內詩人朋友路過加州，我總陪他們上山拜訪陳先生，每次也都喝酒。這些路過的朋友包括瘂弦、鄭愁予、商禽、余光中等，甚至不太喝酒的光中也是一杯在手，侃侃而談；愁予則每次都喝得面紅耳赤，語驚四座——陳先生非常喜歡詩人，尤其是寫好詩的詩人，他會說：「詩寫得好的，做什麽事都做得好！」這種論斷，使寫詩的朋友不免常感到飄飄然。 
 
陳先生早年是北京大學詩人羣裹的批評家，他最要好的朋友中包括許多現代文學史裹最響亮的名字；他常說：「朋友們都寫詩，寫得那麽好，我想：寫詩大概是寫不過他們的，但我可以做一件事，我可以品評他們的作品，我可以翻譯他們的作品，使他們的讀者增加。」一九三六年他的「中國現代詩選」在倫敦出版，這可能是中國新詩第一次英譯的結集。他自己北大畢業，留校任講師，抗戰軍興，南下長沙，在湖南大學教英國文學，旋出國留學於劍橋大學，又渡美在哥倫比亞大學研究，不久轉柏克萊的加州大學。將近三十年的光陰都獻給了加州大學的中國文學教育。他自己也逐漸從新詩的創作和評論轉向古典文學的探索，但懷舊的情緒不時產生，常對學生說北大時代飲酒賦詩的掌故。由於三十年社會生活的隔離，他對中國的感念從強烈趨於陌生，這種現象一直到他結交到一位才性一等的朋友的時候，纔完全改善了過來。這位朋友就是夏濟安先生，陳先生常說；「濟安復甦了我對中國的了解，他為我銜接了一段我自己不會參予的歷史，」夏先生猝然去世，陳先生的悲傷是超乎一切無可形容的。他把夏先生當兄弟。在至少五年的時光裹，他們是事業的搭擋，也是談天、說笑、飲酒、打牌，一切一切的搭擋。夏先生的逝世，對他是莫大的打擊。這次陳先生又突然離去，夏志清先生在信上說：「世驤去世，實在想不到。驚訝之餘，感慨頗多。他一直待我像他弟弟一樣，他走了，使我更寂寞。」

陳先生的逝世，使許多別人也覺得寂寞，經驗到他失去夏濟安先生時的心情。對於我們做學生的，彷徨之感，更是不能道盡。他對學生之關切，時常超乎學業的範圍；現在想來，他的猝然棄世，何嘗與過份勞累過份憂慮無關呢？陳先生對我們，一如父親對子女；他給我們一切自由發展的機會，但也時時警惕我們，他要我們先在學術上站住脚，做一個有內容有見解有骨氣的中國人。他常說：有些外國漢學家是不錯的，但中國文學的拓寬和深入，仍有待我們中國人自己的誠意和功力！他也常說：有些所謂的漢學家一知半解，說話大言不慚，其實這種人真是中國人所謂的「色厲內荏」；逢到這種外國人胡言亂語，弄扭中國文化的時候，我們惟一的辦法，就是「打」！陳先生每次開會都難免要生氣，因為他聽不慣一些「大漢學家」的論調，總要吵架，為中國文學的精義辯駁，爭論。他的學生很多，分散全美各大學校，有許多都早當了正教授，系主任了，一般的學生都敬他，也怕他。他上課非常嚴格，學生準備不充份的，總是戰戰兢兢；他教唐詩，一定要求學生背誦，美國學生最怕背誦，但數十年如一日，在柏克萊選唐詩的學生非背得十餘首五七律絕，是取不到學分的。

他對我的學業做人種種，要求也非常嚴格。我在柏克萊三年以後，沉浸於先秦的文學，有一段時期詩也寫得少了；他憂心忡忡地說：「詩也得寫啊！不要荒廢了寫詩；我常怕你完全走進研究的路子，那就太可惜了。」有一次他說：「我真怕你走了陳夢家的路。夢家是我的好朋友，我看你們性格很像。夢家後來都不寫詩了，跑去搞甲骨文搞先秦，你可別也走起這條路才好！」我有了新作品，大抵都請他詁定；陳先生讀現代詩，帶着讀古典的誠意和耐心。關於新詩難懂的問題，他說：「其實舊詩又何嘗易懂？杜甫的秋興，義山的無題，也都要下功夫才摸得着意思。我們讀新詩，為什麽不可以也下同樣的功夫呢？」有次在家喝酒，他對着愁予和五六個朋友分析愁予的作品，事後愁予說，學者談新詩，陳先生是「天下第一人」！但陳先生並不是非「廟堂文學」不讀的。他和夏濟安先生一樣，是金庸的武俠小說的忠實讀者，他會經狂草寫了「雪山飛狐」裹的一首引詩送給我們，接尾兩句是：「結客四方知己遍，相逢先問有仇無。」

陳先生對自己的寫作要求非常嚴格，他常說，一篇文章若是沒有值得讓別人共享的發明，便不必寫它。他的中英文學術論文近百篇，牽涉到文史哲的各種問題。除了中西古典的探索以外，其中最令我們驚訝的是一篇關於「唯在主義」的研究。此文發表於一九四八年北平出版朱光潛主編的「文學雜誌」。所謂「唯在主義」就是今天我們說的「存在主義」；「唯在」乃是相對於「唯心」「唯物」而言的。這篇文章可能是中國思想界最早談論存在主義的文章之一。陳先生過世以後，我受陳師母，夏志清先生和楊聯陞先生的督促，負責搜輯他的中文遺著成書，六月中在康乃雨大學影印得這篇以「陳石湘」筆名發表的文章，隨卽給張系國看。系國正在弄現代哲學，他看完了說：「就是現在許多搞存在主義的人，也寫不出像這篇二十多年前的東西週密精采的文章。」陳先生的中文著作可望年內在國內結集出版；他的英文著作五六倍浩瀚於中文著作，正由加州大學的Cyril Birch 教授整理中，不久也將由加州大學出版部印行。陳先生生前常說，寫論文是好的，但出書不好，言下怕的是落入文字障。他的朋友和學生總不斷勸他結集出書，他也總是一再推辭。現在他已經去到一個清明朗靜的世界了，安息了，不必再憂慮魔障了，也不必再生氣了——他的朋友悲傷之餘，奮發起來為他印書，以陳先生的熱誠坦蕩，大約是不再堅持反對的了！

現在回憶起來，陳先生憂慮的事情太多了，他把自己累倒了。我仿佛可以看到他一手握着烟斗，皺着眉頭思考做決斷時的樣子。他是一位濃髮濃眉的北方人，皺紋很多，痣很多；初識的人總畏懼他，但據說他卻是同輩朋友中最放任最隨便的人，他是朋友中的詩人。陳先生對他的長輩也最有禮貌。在我們學生面前提到前輩人物的時候，他從不直呼其名，總用「先生」二字；他提到胡適之，一定說「胡先生」；提到周作人，說「周先生」；提到趙元任，說「趙先生」；提到顧孟餘，說「顧先生」。久而久之，我們也都習慣地知道他的所指了。提到同輩時，他的作風是直呼名號，如聯陞、志清、復觀、濟安——這在我們從臺灣出來的學生的印象裏也是溫馨而具有敎育意味的經驗。他對晚輩的關照提携可謂不遺餘力。記得一九六九年五月我考博士口試前夜，輾轉難眠，考過以後，陳師母偷偷對我說：「昨晚上老師也睡不着覺，我問他，為什麽睡不着，他說：明天一早你要考口試；我說是靖獻被考，又不是你被考，你為什麽睡不着，他也說不出個道理來。」陳先生五月二十三日上午病發以後，昏迷了近十小時，當中醒了一會，來不及交代遺言，卻喃喃念著兩個學生的名字，·的面州忍分。他對John Jamieson 說：他們的碩士考試和博士論文怎麼辦？陳先生知道他的病很嚴重，但即使在這一刻，他最關心的也還是學生，難怪他逝世的消息傳出以後，鄭清茂去為他代課教詞選，班上的學生坐在教室裏哭泣，拒絕上課。學生說，不上課了，我們要回家去，到圖書館去，把我們最喜歡的詞譯成英文，輯印成册，紀念陳先生。

去年八月中，我和少聰離開柏克萊，開車來麻省教書。臨行上山辭別，白花花的太陽，松樹蒼翠，陳先生取出珍藏的高麗人參酒，斟了兩杯，命我喝了其中一杯。陳師母和少聰已經淚眼婆娑了。今年春天，華盛頓大學來聘，四月十五我飛西雅圖與華大的教授先生見面，忽興南下加州之想，十八日到了柏克萊，卽與清茂驅車上山，與陳先生在暮靄夜色裹把酒談了六七小時，這竟是我與陳先生見面談話的最後一次。記得那天他提到許多暑假回臺灣的計劃，再三表示希望能和詩人們見見面。五月底，噩耗傳來，奔喪期間，陳師母責令我整理陳先生的遺物。走進樓下的書房，看到熟悉的滿壁圖書，牆上豐子愷的畫，桑他耶那的照片，不禁非常傷感。書桌上擺了兩張飛機票，一張到檀香山，一張到香港轉臺灣。啓程日子是六月六日，離去世都天，也只不過是兩個星期罷了。陳先生去年夏天回臺，遊花蓮，對花蓮的民風和山水大為讚賞，酒後會對家父說，加大退休以後，或可以遷居花蓮，辦個小學校，享受他的晚年，從三十年海外飄泊的風塵中安定下來。花蓮是我的家鄉，山水有知，當也和我一樣的悲悼。

一九七一 選自 傳統的與現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