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特定等级的武士才被认为适合担任某种官僚职位，较低武士等级中的进入和退出持续不断。德川时期的和平，逐渐把战场上的武士改变为官僚士大夫、学非所用的士兵和无所事事的懒汉

第八章社会变迁
武士

       17 世纪中期，当其他两个社会阶层正在经历巨大的社会变迁之时，作为幕藩体制后盾的武士阶层也没有变得更为坚固，从 1550 年到 1650年，武士的生活方式已在发生转变，并且日益官僚化。武士集中居住于城市，丧失了先前与特定村庄和基址的联系，又不得干预地方上的税收和行政，而只能以作为政府官僚成员
的形式接受雇佣，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文职行政人员。管理经验的累积和教育培训的扩大，无疑使武士的各种能力和表现持续提高，但是整体上他们可能失去了追求卓越成就的激励。在这一格式化的时期之后，已经几乎没有什么社会流动，无论是在代际之间还是代际之内。一般来说，只有特定等级的武士才被认为
适合担任某种官僚职位。而包括军事、行政和礼仪方面的责任和义务，仍然一如既往的多。尽管较低武士等级中的进入和退出持续不断，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较高的等级中，世袭地位几乎不可能发生什么改变，对于他们来说，荣誉和奖赏都无关紧要。各种各样的规程条例详细地支配着工作的绩效，也同样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工作的表现。年轻一代得到新任命的可能性已经难得一见。薪俸，在实际数额和实际购买力上，几乎保持不变。尽管有理由认为德川早期把精英人士重组为有组织的行政力量，这种重组以献身于服务和高标准表现的理念为基础，使得日本在现代官僚政治的最终形成上处于明显的优势，但官僚政治的实践并不强调工作绩效，也不重视对正在变化的社会环境做出反应。从属于每个领主的“家臣团”都太过受到传统和人身依附关系的约束——他们陷入以主仆关系来定位的制约与平衡的复杂圈套之中而难以自拔——以至于无力应对渐进的社会变迁。武士阶级严格结构化的生活方式——他们在保证收入和花费薪俸上都缺乏灵活性——导致其应对新兴经济力量的机会受到很大局限。
       然而，武士意识到他们的地位正在发生变化。这一认识的起源，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追溯到两种情况：武士阶级许多活动的程式化和无关痛痒，他们意识到其他社会阶级的状况有所改善。山村耕造已经讨论过这两种情况，描述了职业分配或无所事事所必然造成的对工作缺乏热情和丧失成就感。在这里所浮现出的图像，与前面提到过的速水融所描绘的农民勤奋劳作的图像截然不同：
      德川时期持续的和平，逐渐把将军的家臣从战场上的武士改变为官僚士（491页）大夫、学非所用的士兵和无所事事的懒汉……生活不再是不可预测和危险的了，但对于从前的武士来说却充满了单调乏味的例行公事，如今要花费很多时间草拟德川幕府各机构间的备忘录，查验火灾损失，监督河岸修复……在18 世纪里，许多官员的工作日有所减少。大多数人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以便为他们手下的旗本（旗本是指在幕府统治下，拥有一定领地和军事力量的大名家族。）提供工作机会。有很多从事监管工作的旗本乃至一些担任其他职务的武士，都以一个月为周期轮流工作。
     山村耕造的研究认为，大概有200 万的武士，包括 5000 到 6000名的“旗本”,连同他们的家庭成员，这个数量过于庞大，以至于无法得到有效的就业和满意的报酬。尤其是外样大名发现，他们“所拥有的附庸比他们需要的或有能力负担的还要多”。”由于资金拮据，大名们只得一再地向他们的家臣借钱，削减他们的薪
俸，而此时其他的社会阶层却正在创造着经济收益。也许，真正令人泄气的是缺乏有意义的工作，或缺少把工作干好的机会。
      一般来说，大名是不能解雇武士的，同时，在和平的环境下，大约一半的武士几乎没有什么工作可做。武士们能够保证忠诚，部分是通过终身雇佣的制度来实现的——这成为现代日本不愿裁员的一个先兆。
      士气和财政上的问题导致了试图复兴官僚政治的努力。赫尔曼·奥马斯(Herman Ooms)曾经提出“道德重整”的概念，来描述 18 世纪企图使官僚机构恢复活力的改革过程的两个主要部分——德川吉宗对于例行公事的反应和松平
定信对于贪污腐败的惩治。”在这些场合，自律、节俭、相互的忠诚和责任、回归尚武精神、社会责任意识以及武士伦理的其他方面，得到了召唤和提倡，并且在 19 世纪 40 年代的“天保改革”期间，为了缓和不断增加的危机感和重申社会精英的职责，也对上述武士伦理大加褒扬。但是，时代潮流并没有逆转。事实证
明存在着以下这些难以调和之处：（1）武士是值得称赞，或至少是正直的社会领袖的儒家观点，与武士的许多职责正越来越变得无足轻重的社会现实；“武（492页）士作为一个积极行动的战争机器的老传统，与武士作为一个有教养的统治者的新观念”（3）武士“接受封地的附庸地位”，与“领取薪水的政府官员”的身份。“武士道”，即武士的伦理，似乎越来越无足轻重，因为它表达的只是一种形式体系，在变化的时代里几乎不能提供实际的指导。
       在德川时期的人口构成中，商人和地主与武士大致相当，可能都占总人口的5%-6%。然而，这些阶层的队列是经由社会流动和长时间的竞争调整的。武士阶层则是固化的，由于适应技能的相似性，由于“优胜劣汰”法则的作用，还有武士们固定的居所、参与商业活动的官方限制（还有对商业活动的蔑视），以及职业选择的缺乏，都加剧了这种状况。但是，町人力量的影响也渗人了这一群体；武士们在对领主保持忠诚的同时也在寻求改善他们自己的处境。
       在 18 世纪和 19 世纪前三分之二的时间里，对日本武士产生影响的主要是财政上的变化：（1）他们变得越来越依赖借钱，这些债务有时会被取消，最后导致信用丧失殆尽；（2）他们的薪俸在困难时期遭到手头拮据的大名的削减;(3)在 531德川统治最后几十年里严重通货膨胀的推动下，商品的价格要比稻米价格上涨
更快，而武士的收入却取决于米价；（4）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他们的收入历经几个世纪依然相对不变，但他们的欲望却在增长。山村耕造已经提出，在 18 世纪，“旗本阶层的武士不断严重的贫困化的是由越来越多的欲望所引起的”。旗本困扰于为维持他们的地位所必须支付的沉重固定花销，也不得不逐日混迹于都市的街头巷尾，由此更增强了他们对财富的需求。到德川晚期，武士实际收入事实上的降低，很可能强化了对于贫困化的感知。
       山村耕造得出结论，大量的武士已经变得与“町人”几乎没什么区别，在一些案例中，他们的生活方式甚至实际职业与农民也已没有什么不同。从事所谓的副业，变得“对所有武士都很普遍，只有数量有限的高层和富裕的武士除外”。叫许多武士都很穷困，干着零活，变成了内容宽泛的都市文化中几乎不受注意的部分。山村耕造认为这种情况的发生有其“经济上的必然性……乃是德川社会强有力的平衡器”，并且指出阶级界限在事实上已经变得不复存在。（4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