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封建关系的加强

世家大族经济势力的发展与门阀士族制度的形成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世家大族经济势力萌芽于西汉末年。
这种自给自足庄园主，有的出身于中央集权统治机构中的官僚，也有的是由商人转化来的。
但是，从官僚体系中派生出来的世家大族和从商人方面转化而成的地方豪强，他们都带着特别浓厚的父家长色彩。
不过，魏、晋之际，世家大族势力形成初期，由于一族之内，就已贫富分化，贫富的对比，就已非常显著，因此，贫穷的族人，实际上已不得不受显贵的族人一世家大族所役使了。随着庄园经济不断发展，阶级关系的变化也特别复杂，经两晋以至南北朝，连同族的大地主与大地主之间，由于官位的升降，门第的高下，也有东崔不及西崔，乌衣诸王，官位不及马粪诸王之高的差别；崔、卢、李、郑四大族，每姓之内，又“第其房望”，以显示出他们门第的特别优越。这样，不仅“一姓中，高下悬隔”，就是一房之中，差别也很大。一部分贫穷的族人，到那时，其身份地位，实际上已降落到可与奴客为伍了。
然而这种情况，并不是在世家大族地主庄园一开始形成时就是如此的。显贵的族人，为了要团结宗族子弟作为他们屯坞自守、筑壁相保的一种基本力量；贫穷的族人，也要依靠显贵族人—世家大族来出面组织武装，进行自卫，使自己不致转尸于沟壑之间，或者沦为其他封建主的佃客与奴仆，因此，他们两者，就在原先的血缘基础上，更加上了政治利害的一种结合。新兴的世家大族所以带着特别浓厚的父家长色彩出现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是这个缘故。
   
东汉末年的割据之雄，为了扩展自己势力，压倒敌人，对拥有部曲、佃客的世家大族，更极尽拉拢之能事。如曹操拉拢连褚、李典、田畴，孙权拉拢鲁肃、甘宁以及吴中四姓，刘备拉拢麋竺、霍峻，正由于这些世家大族的归附与支持，魏、蜀、吴政权才得以形成鼎立的局面。
政府既然以大量佃客赐予臣下，则已被“庇护”于世家豪族的部曲、佃客之被追认为合法更是不容置疑。这样，使曹魏以后，两税法实施以前，出现了最显著的一个特征，即人口的分割，封建土地所有主的权力，在这一时期内，诚如马克思所说的：“不是由他的地租的多少，而是由他的臣民的人数决定的”（《资本论》第1卷，第785页）。这种人口的分割，反映在法制上，便成为两晋、南朝的给客、荫客制度和隋、唐的奴婢部曲为“不课口”等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