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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金融现象和金融思想种类繁多，不可能一概而论。但我们在第二部分探索了几个关键的主题。首先，尽管西亚地区书面语言的起源与会计、金融和城市化联系密切，但在中国却不是这样，中国书面语言出现的前提是人们对未来的不确定。

比中国和古代西亚及地中海文明的早期金融发展，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复杂的金融系统可以在完全不同的基石上发展起来。事实上，虽然铸币思想通常是从欧亚大陆的西部传向东部，但中国由贝壳进化而来的货币显然有着非常不同的独立发展模式。这意味着金融技术不仅是稳健而强大的，而且解决基本问题的某些类似方法不断地被聪明的企业家和政府官员发现和改进。此外，即使硬币、借贷、会计体系、合同、证券甚至纸币等是从不同的传统中发展出来的，某些金融工具和金融技术仍然可被认为是稳定的均衡点。

这些对中国文明发展有重要意义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思想与西方并不相同。中国的规模和范围催生了早期基于经济激励和监管的管理思想。其中，一方面是逐利动机，另一方面是利用监管、年度决算和报告等手段抑制腐败行为。第8章讨论的中国早期数学文献研究了许多有关如何对劳动生产进行衡量和记账，以及计算生产过程中的损耗等问题。在每位官员都必须对上级负责的官僚体系中，这些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也许以目前的标准来看，这种决算体系并不先进，但这种官员问责制却意义深远。

货币对于东西方文明来说都很重要，对中国来说则更加意义重大。事实上，在公元前221年，中国的大一统就是以一种新的货币体系的建立为标志的。建立只使用单一货币的统一帝国的伟大战略成功后，必定会出现如同20世纪90年代欧元诞生后欧元区人民所享受的贸易效率。但由于财政政策和货币供给由中央把持，单一货币体系同样也会造成区域性的经济问题。

四川出现纸币就是因为特殊的货币问题，即为了阻止铜币流入边疆地区而开始使用铁币。纸币从飞钱和可转让票据的长期发展中演化而来，这是一个合理的重大突破。一旦出现，法定纸币就成为政府的有力工具，但是它当然还要依赖强有力的统治者才能存在。没有完善的法令，法定纸币不可能得到认可。因此，货币的价值也和国家的兴亡息息相关。欧洲在很久之后才明白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