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百年激进
◆ 第一部分 资本全球化的宏大叙事
>>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上层建筑都超前于本国的经济基础,因为那是宗主国留下的。
>> 很多国家形成的政治主权,是通过交易方式获得的,因此,他们在经济上就根本不可能建设发达国家的经济基础,因为国家经济资源已经被交易掉了。这些经济资源被谁资本化、货币化了呢?被原来宗主国拥有的跨国公司。因此,这些国家就只有在宗主国恩赐、资助的时候,才能维持这种西化上层建筑,如果宗主国不给钱,西化上层建筑就会立刻垮掉,国家随即陷入动乱。这就叫上层建筑根本不适应经济基础,并且由于成本过高而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所以,发展中国家到目前为止的发展困境,我们称之为“南方陷阱”,究其原因其实很简单:越维持西化上层建筑,就越无法发展本国经济基础。只有个别的案例算是例外。比如委内瑞拉,是通过查韦斯革命才把经济资源主权收归了国有,由此就成为了一个特例,但也因此,它成为了西方的主要敌人。
>> 人类创造资本,这个异化物反过来把人类异化为可供资本占有剩余价值的劳动力要素,这就是马克思关于资本问世的基本判断。马克思没说而韦伯意识到的是什么?政府也是人类创造的异化物。我们把这两个理论结合之后接着指出,政府这个异化物被人类创造出来,反过来把人异化为什么呢?异化为政府治理之下的“公民”,当然配套的还有一系列的法制体系和公民社会等。
>> 这个世界所遭遇到的所谓常态危机,无外乎是随人口的增长引发的产业资本的对外转移,这并不意味着世界的真实GDP有所增长,它是随着人口增长而下降的。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体系,把经济中的泡沫过滤掉,结果是:从20世纪60年代西方完成战后的二次工业化恢复、开始产业转移以来,世界的人均真实GDP随人口每隔十年增长一个台阶而下降。因此,这是常态化的危机。
>> 也就是说,现代化政治其实意味着政府债务的增加。只有在拥有世界最大的军事政治强权的时候,才能够创造世界最大规模的货币信用。战后,货币信用不再产生于黄金储备——1944年西方世界就放弃金本位制了;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就解体了;此后的货币信用既不产生于商品交换,也不产生于拥有多大的实体资产。那货币信用本源于什么?本源于国家强权。现在,世界上仍然以美元货币为主,美元货币占世界货币总量的接近70%,美元储备占世界各国政府货币储备的60%以上。为什么?当然,一般的政治家、经济家都会告诉你,因为大家对美元有信心。是吗?如果是,为什么?因为世界上所有的政治家都相信美国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所以不能垮。由此,美国的货币无论怎么滥发到泡沫化的地步,也能维持。
>> 今天的全球币缘战略和军事霸权支撑的金融资本的全球扩张,客观地看,就是金融资本的法西斯化淫威滥施于世界!因为金融资本同时具有寄生性和排斥性这种内在矛盾,由此不仅与产业资本一样具有排斥劳动和社会、排斥环境和自然的特性,而且还因其异化于实体经济而排斥产业资本!同理,这也是当代金融资本不断走向自身反面——金融危机与战争动乱频发的根本原因。
>> 但那些因长期忝踞发达国家地位而构建了制度权和话语权的“新债务国”们,却根本就不会认同他们自己确立的债务国必须接受债权国制度要求的原则。结果是:新债务国显然都趾高气扬地赖账,理直气壮地索要债权国“救助”,一度最亮丽的世界主流秩序势必被其构建者“始乱终弃”……
> 二是从经济上看,越是结构高度化的超现代经济体,基尼系数越高。
>> 同理,如果中国的沿海发达地区或现代化大城市愿意把外来打工者纳入本地贫富差别统计,也会出现基尼系数显著提高的现象。
>> 其次,自从华盛顿共识问世,人们就自觉不自觉的接受其规定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内涵:世界只有20%的国家和地区的人口(白人及其后裔为主),已经进入现代化,另80%的人口(有色人种为主),很难再进入现代化。另外的派生内涵是,因为20%的人口享受现代化就已经造成了环境的不可持续,再让另80%的人进入现代化,地球环境就无法承载了。基于这种占据主流地位的共识,无论中国怎么说和平发展,人们都不信。因为如果占世界人口20%的中国人进入现代化,就改变了华盛顿共识,世界就不再是二八开这个被称为自然界“黄金分割定律”在人类社会的约束,就被中国人突破变成了四六开。由此可见,无论中国人是“乖”还是“张”,西方主流的制度文化都会自发抗拒中国进入现代化。
>> 因此,人们需要分析,当代全球化的实质内容不是教科书上讨论的商品生产和自由贸易。今天占据主流的西方世界更主要依靠的是两个增长:政治强权的增强及其派生的货币化增长和货币大规模增发派生的作为资本化主力的衍生品交易量的增长。而制度性贫困,则是与这种全球化伴生的成本转嫁与生俱来的。总结我在最近十几年开展国际比较研究得出的基本结论,只有五个字:成本转嫁论。亦即,制度性贫困是承载了不断累积的全球化代价的客观结果。
>> 理论家大都认同贫困是有制度性原因的,这个所谓制度性贫困,其实就是成本不断对弱势群体的转嫁造成的——任何制度变迁都是原有框架内占有收益的利益集团进一步获取增量收益并向弱势群体层级转嫁制度成本的过程。
>>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现在资源环境破坏愈演愈烈。那是因为:弱势群体至少还可以发声,但是环境却不能发声,当弱势群体不断承受累加的制度成本到不能再增加的时候,成本就更多地转嫁给了环境。
>> 因为工业化本身就是个内生性地不断追加资本的过程,亦即:资本增密是工业化的内在机制。于是,凡是想加快工业化的国家就都会构建追求资本的制度,政府也势所必然地都有“亲资本”的政策倾向。对此我们一再指出:在一般发展中国家,只要追求工业化就势必面临资本极度稀缺的实质性挑战。于是,不论声称何种主义,不论坚持何种体制,内涵使然地都具有亲资本的派生制度特性。
>> 据此可以归纳出的经验教训很直白地无可奈何:如果追求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的上层建筑及其制度体系不仅超前于、而且不利于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就会因这种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而跌入发展陷阱、很难爬出来。
>> 诚然,这种短期的大规模国债投资,也势必派生很多问题。一是导致中国出现了特别值得圈点的长期的“投资拉动”增长
>> 二是,国债投资是未来的税收被当期的政府预支了,性质上应该主要是公共投资。
>> 我问他,你的观点似乎与过去有不同。他回答说:作为学者首先不是强调自己观点正确,而是对客观现实是否尊重。希望各位多少借鉴一点萨克斯的自我反思精神。
>> 也许可以检验新制度经济学是否经得起不同的经验过程的实践检验。如果任何一种理论的逻辑起点不能和其表现的历史起点相一致,这个理论就不成立。不过,我们今天教科书中的大多数理论逻辑,都找不到与其逻辑起点相一致的历史经验的起点。
>> 如果说土改派生的经济效果,是把90%的农民从民国危机的长期通胀中解脱了出来,相对于城市资本而言,可以叫做“去依附”(萨米尔·阿明,世界依附论)——中国的土地革命战争使得90%的农村人口与城市几乎没有关系了,而城市孤岛当年主要是高风险的资本主义经济。
>> 最近10年老是有人问我,为什么你不强调城市化了?因为城市中国是个资本池,风险收益与成本都大于乡土中国;农村则是“人口池”或“劳动力池”,风险低,收益也低。城市乡村的存在各自都有其合理性,不一定非得要谁化掉谁。现在说的城乡统筹,应该注重的方向是公平地给城乡共同分享的财政支持:养老、福利、教育、医疗……干嘛都得像城市那样搞现代化?有人如果愿意“传统化”一点不行吗?我现在到了甲子年,学什么都有道理,谁批评我都笑眯眯地接受。
>> 同期的西方则大规模推进产业转移,主要靠货币增量和经济资本化维持增长,遂导致到20世纪80年代连一贯强调物质生产的苏东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都符合西方需要增加了非物质服务的内容,这样西方的非实体化的经济在MPS和SNA两套核算体系中都有了表达。因为,在20世纪70年代只按物质产出核算的时候,大家都得承认苏联创造的实物量和工农业产值更高,但是修改以后就使得数据上西方经济增长明显地快于苏联东欧。这样到了20世纪80年代形成了国际主流舆论:苏东落后了,而西方世界被认为是制度先进赢了。其实,是停留在产业阶段的苏东国家的产业资本被处于金融资本主义高级阶段的西方击垮了。苏东国家金融体系坍塌又给了西方直接覆盖苏东推进西方货币化、扩张金融资本的历史机遇;欧元也随之应运而生了。
>> 当前农村实际上已经大部分是非规范制度的“三宗”治理——宗族、宗派、宗教。很多农民上访的背后也有复杂的三宗背景。如今的农民已经不是当年集体化时期的农民了。现在做点什么事儿都得找三宗这种非规范组织沟通,否则寸步难行。村镇党委和村级支部这些正规组织由于成本过高而没有大用。在长期刻意在农村执行去组织化和去政治化政策的条件下,任何构建现代上层建筑的努力都遭遇制度成本高而难以落地。
>> 总之,任何一个意识形态条件下的经济体,都有形成自身经验归纳的客观规律的可能。我表述的是我们归纳经验之规律,乃是我的一家之言。
>> 美元霸权的币缘战略通过这个三角结构,消纳了过量增发美元,所造成的巨大代价当然必须转嫁出去,这就是全球通货膨胀的本源。同时,世界上那些大量购进粮食、大量购进能源和原材料的国家在“进口通胀”。因此,一旦美国把能源、原材料和粮食价格打上去了,由于通胀并不发生在美国,这些实体经济国家也就等于替美国承担了美元大量增发的制度成本。也就是说,包括中国这样的以制造业为主的所谓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以自己国内的高通胀对冲了大量增发美元货币带来的全球通胀!美国可以在这个三角关系上不断增发货币,同时靠对外通胀转嫁来消纳过量增发的货币。
>> 只不过是所谓以币权为核心的巧实力运用,即只要使用各种手段把油价、粮价折腾上去,就能够靠制造进一步的全球通胀来消纳美国政府连续过量增发的美元,这就是新币缘战略最低成本的胜利。
>> 这里借用微笑曲线,做个中美俄三国态势分析。诚然,俄罗斯属于资源型经济,中国属于产业型经济,美国属于金融型经济。如果把GDP数据做一条斜线,则看上去中国高于俄罗斯,低于美国。但在金融资本全球化阶段,俄罗斯和美国都处在微笑曲线左右两个上端,中国处在底部。
>> 其实,对于资源经济国家来讲,维护资源经济的国家控制是第一要务,否则根本不可能占有微笑曲线左边这一端资源价格上升的收益。因为,微笑曲线右边的另一端,与资源开发出口相关的现货期货金融结算及其衍生品交易等,已经转化成西方资本市场收益,被跨国公司和垄断金融资本等西方利益集团占有了。
>> 在20世纪的中国社会各阶层中,其他阶层都不具有“阶级自觉性”,都还是所谓“自在的阶级”。在中国工人阶级于20世纪之初终于正式走上历史舞台之前,无论是农民小资产阶级,还是城市刚刚崛起的中产阶级,都处于分散状态。近年来瓦釜雷鸣的中资,不过是从一盘散沙升格为一盘碎石。总之,虽然社会冲突乱象频仍,但混迹其中的小资和中资都不是“自觉阶级”。于是,整个20世纪后半期中国社会群体复杂变化的历史中形成的唯一具有自觉性的阶级,就是遭人诟病的国家垄断资本。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没有条件进入工业化,更没有形成这种国家资本,一般也就无法理解国家资本作为经济基础对官僚政治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这也是一般国家大抵无法学习或理解所谓中国特色的原因。我们既然进入产业资本阶段,就得遭遇比一般发展中国家更多的麻烦,但100年来连普通中国人都已经习惯于使用西方中心话语体系来理解东方的事情。诚然,由于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无能和无德,搞得现在各种各样的社会讨论基本上还得用这套西方话语体系来做解释。
>> 如果中国人在中美战略对话中进一步地解释到位,说明中国处在产业资本阶段和美国在金融资本阶段币缘战略之间,确实有非常巨大的落差。由于我们的产业经济扩张实际上向美国做了双重输出——既维护了美国低通胀、承载美国向外转嫁的通胀代价,又遵循“特里芬悖论”维护了美国的金融全球化,那中国就的确不是“搭便车”,而是金融全球化之中处于微笑曲线底端的代价承载者。美国如果坚持不许中国“搭便车”,那就意味着要打掉中国这个最大的承载美国金融资本化代价的主体。美国可以再找个承载者,但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种体制承载代价的能力这么大。以上说法,只是沿用从西方引进的百年话语逻辑对现实问题做分析,不是我的本意。
>> 诚然,自由民主的制度值得向往,但其成本是相当高的。在这个政治制度下,要么政府有条件将债务向外转嫁,像美国强迫中国和日本这样的贸易顺差国家购买其国债。如果没这本事,像英国这样则只能傍美国大哥,大哥才允许英镑汇率长期高于美元50%以上,有时候甚至高80%,以使英镑在国际外汇市场上,或者说英国国债在国际市场上有相对比较高的信誉。这样的特殊条件,是大哥给的!
>> 可见,欧盟国家只要在政治上仍跟美国保持紧密的战略同盟关系,那欧洲的危机就不可能全面爆发,欧元也就还能维持,中国就不必急于调整外汇储备结构。
>> 但是,别忘了日本人在尚武文化中有一个非常坚硬的内核:日本人自以为是西方推进殖民主义历史上唯一的一个有色人种打败了白种人的国家!第一个打败的是俄罗斯(当然是在中国战场上);第二个打败的是欧美,二战初期日本人打败了整个西方在东南亚的势力,一直把他们打到印度边境去。日本人认为,在整个殖民主义历史上有色人种都是被白人欺压的,能够打败白种人的只有日本。所以,日本对战争认罪的人远不如内心深处保留民族骄傲的人多。
>> 我们说相对于国家稳定这个大局而言,土地均分制是基本制度。这在日本至今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像中国这么大张旗鼓地鼓励外资内商进入农村占有土地这种事情,是极其愚蠢的,而在日本长期以来都是绝对禁止的。日本连一般的地方自然人都严禁占有农地、若自然人要进入农业,必须经过考试、履行一定手续,因为日本是一个农业资源严重短缺的国家,特别是耕地资源短缺,这个资源短缺到已经不是一个可以自由交易的领域。在这一点上,日本人是清楚的,同样韩国人也是清楚的,只有中国的所谓的改革家们和学者们才是糊涂的。我们只能说:这是东亚稳态社会体系中的一只脚,这个脚跟稳不住就出大乱!中国现在的问题是这只脚在自断其足。
>>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饥饿,并不是说这一带的农业资源有限或粮食的产出低,而是由于大型跨国公司占有了这些地区国家的农业资源,发展大农场,但大农场的产出用于出口获取利润,而并不对这种资本主义农场所在国家的贫民的饥饿承担责任。像南部非洲国家有规模上千公顷的大农场,个别的甚至会到上万公顷,相当于中国一个小县的土地面积。拉美的巴西、委内瑞拉也都是大农场遍地的国家,但仍然有大规模的贫民人口饥饿的问题。这很大程度上与这些国家的殖民地历史有关。
>> 高学历人口的失业源于教育体系与经济结构的不匹配,也属于跟从西方的后果之一。当发展中国家大都按照发达国家的教育体制来安排本国教育改革的时候,教育脱离本国实践的社会代价就严重了。因为美国GDP的85%以上来源于以金融为中心的服务业,因此美国的教育是服务于美国这个经济结构的。而发展中国家的教育体制一般会照搬美国,显然不可能适应本国经济结构。比如,中国46%的GDP仍然来源于制造业,11%来源于农业。也就是说,有60%左右的经济增加值并不是美国那种以金融为中心的服务业。当中国学着美国这样为了高端服务业来推进教育体制改革的时候,就非常严重地脱离了本国以制造业为主的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也就制造了大量高学历人群失业。目前中国每年高校毕业生六七百万人,“毕业即失业”的青年人大量沉淀下来,目前累计已经超过1400万人。
>> 当前全球部分国家出现的社会政治问题,本质上就是发达国家经济危机压力下的信用过度扩张导致通货膨胀向发展中国家转嫁,而经济容量小、幅员小的经济体承载不住,便爆发了社会动乱,这是最基本的因果链条。即使只有工具理性的知识分子,都不会把这种发达国家转嫁危机所形成的发展中国家社会动乱,替始作俑者解释成所谓的“颜色革命”。总之,不能仅凭一知半解就为虎作伥。
>> 我们的研究指出:实际上,中国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和工业化扩张所具有的负外部性也很严重,只是没有像发达国家历史和当今那样对外转移,而是由于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结构,在内部转移了。也因此,中国“三农”之所以成为愈益严峻的问题,主要是因为“三农”承接了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的制度代价,我们这个现代化的巨大代价转嫁给了“三农”,才造成了农村的衰败、小农的贫困,造成了一系列“三农”问题。
◆ 第二部分 现代化困境
>> 西方经济学立论的前提是要素相对稀缺,这个前提下的要素配置方式在理论推导上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可以自发地配置要素达至最优。而发展中国家客观上最大的麻烦却在于,不具备这个西方经济学构建理论逻辑的前提,经济学理论和我们要研究的客观现象差距太大。发展中国家不存在要素相对稀缺,而是西方经济学不讨论的要素绝对稀缺。如果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困境是资本要素绝对稀缺,那会怎么样?不论何种体制下,都会亲资本。
>> 改革以前的三次“上山下乡”运动,其实是中国三次遭遇到经济危机的客观结果。一遭遇危机,就搞“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送到农村去,城市危机就化解,就软着陆。1980年再爆发危机的时候,我们面临着4000万待业青年的巨大压力。因为,毛泽东去世,无法下乡了。而且为了休养生息,还得让知识青年回城。4000万待业青年就演化成巨大的社会犯罪,所以就有“两个严打”。其实不怪当年的那些青年,因为不能正常就业,这些人就买两个塑料包南下深圳当“倒爷”,就开始出现“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待开张”的局面。因为1980年危机爆发在城里不能向农村转嫁了,这次硬着陆就砸出一个大规模改革。首先是1979年政府提出价格双轨制,同时开始推行允许地方财政外贸自主权等一批放权让利政策,这就是改革的开始。自此崛起了中国四大沿海地区,辽东、胶东、苏南、浙北,这些地方都是原来国家工业化地区形成的工业带。这些工业带借着放权让利,形成地方自主权和价格双轨制的机会,将产业在周边做了重新布局——物理空间的产业结构调整。所以,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产业结构调整,带出了沿海地区的先发展。当时就提出了沿海先发展,允许一部分人先富,先富带后富这些说法。
>> 主要靠JA系统来解决问题,它是一个综合性农业合作社。政府给予最优惠的政策,让农民合作社免税进入金融、保险、房地产、购销、餐饮、加工、旅游等各种非农产业,所有在二三产业中产生的收益必须50%以上返还“三农”。其实日韩和中国台湾都是日本JA模式——让农民保证收入比较高,生活无忧的这种模式就叫作综合农协——收益并不来源于农业,因为小农经济在农业领域中是不可能获得高收益的,而是来源于给综合农协以特殊政策,让它可以从第三产业中占有高收益。所以日韩和中国台湾,都是95%以上农民加入综合农协。所以我们说,东亚经验表明,不是没有办法化解“三农”困境。麻烦在于,这个办法要从现在的利益集团中去重新做调整,要把金融、保险、房地产、加工、超市、餐饮、批发、旅游所有这些非农产业还给农民的话,那些利益集团是不会让步的。怎么才能让中国农民得到像日韩农民,包括中国台湾农民那样的优惠待遇呢?只有帮助农民组织起来,只有农民组织起来才能跟其他利益集团谈判,谈判才能获得交易地位。高度分散的小农交易费用过高根本不可能谈判。所以今天农民在一盘散沙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有美好未来的。再进一步说,如果我们国家想要真的建立市场经济,必须构建信用社会的基础,那也是得让分散的农民形成组织,提高谈判地位,才能形成可维护的契约关系。总之,没有农民组织化的提高,中国就不可能构建以契约信用为基础的市场经济。
>> 在整个资本主义500年的历史进程中,现代化是随着现代现象产生的——人们发达了,可以不用付出多少劳动就可以得到几乎是全方位的福利保障,人们把这当作现代化。但这真实吗?生活在这个图景中的人们没意识到,最终现代化的成本被转嫁给了资源、环境、生态灾难。少数人反思到绿色主义、环保运动,反思到绿色和平这种激进的组织,民间也有素食主义。甲烷气体的排放量是大于二氧化碳的,它来源于大规模养殖,一个万头规模的养殖场,它排放的甲烷气体相当于一个中等城市的汽车尾气排放。于是就有人呼吁大家少吃牛肉,少喝牛奶。如果大家都要现代化,每天喝牛奶切牛排,那么甲烷的排放就足以摧毁大气层。
>> 中产阶级和占5%的大资产阶级,这些精英群体有一个共同的内在要求:就是我们谈判可以,我们素质高,对问题探讨得更深刻,但不能让72%的民众和我们一样。
>> 江苏华西村就是社区工业资本的庞大联合体。所有华西村的村民人人有份,就和蒙德拉贡的职工一样,华西村所有村民都有财产权,这种村在中国大陆是普遍的。广东南海、顺德很多地方,在村一级每家每户都有股权证,一个县或一个区,一年凭股权证能分到几十亿元。这个股权证代表它拥有土地,土地被开发成厂房了,这个厂房收的租金按股权证分配。类似于此的财产所有权关系在珠三角就是一个普遍现象,但在严格意义上不符合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法律,中国进入激进的私有化改革,世界银行共识在中国实行,变成很大的私有化运动。珠三角是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推进私有化改革以前就已经实行了土地开发了,土地权力变成股权证发给每家每户收不回,并且在20世纪90年代被广东省委正式发文件承认了,所以不能收回。这在广东、苏南是存在的,但在很多地方,已经不存在了。
>> 大家以为改革就是民主、自由、正义,其实所有这些都是被媒体包装出来的。如果我们讲现代化是种想象,国家也是种想象,那么现在被包装出来的改革,也演变成了一种想象。真正内含的和我们想象的具有正义、民主、自由的改革是不一样的,它有着非常复杂的形成利益的过程,现在我们要站出来保护我们的利益了。当年我是推进改革的,我并没参与利益的分配。在今天的知识分子中,站出来反思改革的人很少,我站出来反思比较轻松,这是因为我没有利益。
>> 他们找不到其他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知道自己被剥夺,但找不到表达的方式。我们这些承担知识生产任务的学者们,不会去给他们做知识生产,媒体也不会为他们发声,所以他们现在确实处在一个比较窘困的状态,不具备表达的条件。再加上精英结盟不打算向大众分权,这是中国当前社会政治的主要矛盾,但是在所有媒体上都看不到这样的分析。我们即使有这样的分析,也不会被任何媒体表达,因为利益不同。比如数千媒体聚焦两会,大家表达的当然还是精英们的说法。当然有些人会以大众的名义发声,但并不意味着这是真的。今天中国的所谓现代化想象和演化出来的一系列结构性变化,掩盖住了很多正常的声音,比如社区性。中国至今仍有70万个村,有多少亿的人生活在农村,但表达他们对于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需求的几乎没有。底层的大众得不到正常表达的机会。
>> 我在所有的争论场合都不坚持,假如有谁说温铁军你错了,我会立刻认错。因为只有保持不争论才有说话的可能,如果一定要斗个你死我活,那我连个说话的余地都不会有。所以我会对所有人认错,只要你认为你正确,那你一定有某些构建你的正确的逻辑。我觉得与其去辩论,不如我先把你的逻辑借过来,我们见招拆招,看看你的逻辑有什么问题,才有讨论的余地。否则在现代政治,大家一定要对立斗争,一定要证明你错了我对了就没了讨论的可能。我最怕的就是用对错、好坏来简单地对客观事物做归纳,这种粗暴比我用言语归纳的粗暴还要差几个级数。我不太认同现代政治家们之间的争论。当有人问我时,我说,the politician in the world anywhere is the same(政客们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
>> 中国不是不转嫁成本:大资本、中产阶级能维持高收益的原因在于它把代价转嫁给了下层群体。中国现在的资源环境问题严重的原因是,下层承受不了,将代价转嫁给了资源环境。农村过去是完全没有污染的,现在成了污染的重灾区。
>> 我们都知道,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的当代主导国家货币的发行大都不再以贵金属储备作为依据,其主要的信用来源,源于政治强权,而不是源于其他——比如有多少商品生产,有多少贵金属。这是当代金融资本主义阶段信用体系的另一个基本特征。但是,20世纪50年代早期的中国政权还不稳定,货币信用还是要源于有多少贵金属储备作为基础的。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从20世纪20—30年代讲起,这是从头讲起,是因为20世纪30年代在贵金属储备不足的情况下出现白银外流,政府就根本不可能维持货币的稳定,只不过是迫不得已进入所谓货币经济,代价就是大规模通货膨胀。这个教训,可以认为在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是摧垮民国经济的一个重要因素。请问,今天在谈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的时候,有多少人引述过当年法币危机本源是什么呢?当年就是全球化的作用,本源是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波及中国促推而成的币制改革。民国当时是白银币制改为纸币制,是这个西方大危机波及的结果,由于承载了这样一个危机,导致中国十几年的通货膨胀。
>> 早期的中国现代化,从清末到民国,都不意味着中国社会的进步。我们今天把现代化当成一个颠扑不破的伟大目标,也许是我们自己脑子短路?如果我们把中国人百年追求现代化的历史延续起来看,几次解救中国大危机的,都是去现代化(de-modernization)。
>> 先得说清楚,民国年间怎么回事,建国之初怎么回事。如果都说清楚了,那就知道,其实土改是一个中国“去依附”——对西方现代化的“去依附”,因为全面恢复小农经济。土改实现的是中国农民几千年的诉求,那叫作耕者有其田,只不过是这个打出来的党,满足了部分参加革命的农民的利益需求,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就是小农经济去现代化、去城市化了,中国大陆也是靠彻底地恢复了小农经济而总算走出了民国追求现代化的大危机。
>> 所以,那时候完全用苏联专家来帮中国建政府、建学校、建机关、建一切企事业单位,工厂里都是苏联厂长、苏联总工程师、苏联技术员和技术工人。中国请一个苏联厂长,得付比国家主席还要高的工资;请一个苏联工程师,得付部长级工资;请一个技术员付局长级工资,请一个技术工人,也得付处长级工资,而且苏联还曾经提出要双份工资。这时候,开始有制度代价了,中共领导人觉得如果要是全套的政府、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全是苏联化的,那打了这么多年仗形成的国家主权怎么办?所以1955年毛泽东组织新建立的30多个部委主要负责人开会,讨论“全盘苏化”是应该被接受,还是应该反思;或者应该考虑改除苏化,这是发生在1955年年底的事情。接着,1956年就开始出现中苏两国在重大国际事务上的分歧。
>> 我为什么说中国“二五”计划其实没执行,是因为根本没有办法制订和执行。“一五”是人家不计代价给你,大量的资本投入进来,到1957年突然停了,而且人家开始撤了,等到1960年基本撤完,那就对不起了,工业化需要的技术密集不断增加这个条件首先没了。同期,资本密集这个条件也没有后续追加的了,国家“二五”计划再想要维持那种资本密集投入,那就得买。拿什么买?中国人有什么呢?人家给的是已经过了季的东西。比如汽车,人家给你吉斯150生产线,就是50年版的车型。但到1960年苏联需要中国偿还债务的时候人家已经上了160吧,那中国生产的150就不可能返销苏联。当然,在中苏战略同盟的时候,中国得到的几乎全是苏联新的型号,不像中国20世纪80年代引进的西方旧的型号。比如大众公司的桑塔纳,是人家德国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版本的汽车。那个旧车的生产线已经算二次转移设备,先转到巴西,卖不动了才转到中国,到现在为止,桑塔纳在中国还算是相当主流的车系,这是西方的产业转移。一般而言,发达的制造业国家转移出的是人家落后版的生产线,发展中国家接受过来当成本国看家的工业基础,这种产品能返销吗?比如桑塔纳返销到德国去,那怎么可能呢?好了,西方转移到这儿的生产线,生产的工业品不能卖回给人家,那么,拿什么还给西方呢?主要是农产品,还有稀缺矿产品。当然,中国是1960年开始还债,一是拿稀缺矿产品抵掉了一大块,二是农产品抵掉了一大块。农产品就要靠统购统销拿走人家要的农产品还债,比如说小麦必须统购,是因为小麦人家要。此外,很多肉类、蛋类、鲜果菜类等这些副食品人家都要。那时候其他的东西宽松些,比如地瓜人家不要,像高粱、谷子、荞麦、糜子这些东西,苏联也不要,这些农产品占统购份额就很低。所以后来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包括1960年中国经济陡然进入危机状态,那主要是20世纪50年代大量吃进人家的产业资本,当时没付钱,就没表现出大的制度代价。到1957年苏联不再给了,并且要在1960年以后,得全部汇总算账还回去,又不能拿工业品还,只能拿农产品。这时候,统购统销所起的作用更加突出,货币不可能再发挥作用。宏观背景的阶段性变化是重要原因,如果这时候仍然是货币经济,就会陡然出现因供给短缺,加之没有贵金属储备支撑的货币是毛票情况下,会像民国那样再度导致严重通货膨胀。
>> 注意,当时因为国家占有了大量的农产品剩余,只允许少数农产品在自由市场流通,自由市场流通会导致自由市场价格跟国家的统购价格之间,差别很大,但这并不意味着通货膨胀率上升。什么道理呢?就是因为并没有多少人用货币来进行交易。大量的城市消费分配靠票证来保证。这时候你并不用货币来标志你的全部消费能力。货币就变成了第二票证,第一票证是各地政府下发的那些本啊、票啊之类的。这个第一票证系统决定你该得到的份额,货币只是你得到这个份额的时候的一个中介物,它并不是一般商品等价物,它的基本货币功能并不体现,所以中国这时候仍然叫作“去货币化”的时代。
>> 这到底是不是跟所谓货币化、非货币化有关呢?我说,中国由于非货币化而没有在这个阶段中遭遇恶性通胀,没出现民国连续13年的大通胀导致其现代财政金融全部垮掉!不仅没出现这种灾难性后果,而且维持住这个国家工业的基本存在或社会稳定,就已经难能可贵了。客观地看待历史经验,应该说只要想搞资本原始积累,就要付出巨大代价,只不过要看清楚这个巨大代价甩给谁了。
>> 谁这么干,都会带来高增长,只要进入货币化。当然,这个货币化的前提,是国家得有相当足够的经济总量了。也就是说,我们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进入工业化原始积累,到20世纪70年代末基本完成原始积累、进入所谓改革开放时期的产业资本扩张,形成了庞大的资源性的物质资产,这个物质性资产在20世纪80年代基本形成之后,正好在20世纪90年代初进入经济货币化,那就把这些资源性的物质资产变成可货币交易的资产。于是就可变现,财富总量就大幅度增加了。所以,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有人算过账,中国的实质资源性和物质性资产,已经是百万亿以上规模了,这时候政府大规模增发货币,正好对应的分母是所谓物质性财富,分子是大量增发的货币资产,随之中国经济陡然进入高增长。这就是以人民币这种中国的主权货币,在中国推行经济货币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不能简单化地把高增长归功于人民币为工具的经济货币化,只是说这个货币化进程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性作用。
>> 因为苏东国家的货币体系坍塌了。本币价值一落千丈,兑换率大幅度下降。比如说前苏联,以前一个卢布的币值曾经可以兑换二点几个美元,因为它是非货币经济,一块钱的实际价值远比完全货币化,甚至过分泡沫化的货币值钱得多。
>> 苏联因为政治改革优先,而支撑货币体系的是政权,政权先倒了,货币体系随之陡然坍塌。所有老百姓存的钱,一夜之间化为乌有
>> 因为中国空前稳定,没有按苏东那种方法改。客观来说,现在世界上这套政治强权就是今天各国货币信用的基础,货币信用的大小多少,其背后是其政治强权大小做为基础的。
>> 在于金融化要求以一国政治强权赋权于金融体系所形成的货币信用,来货币化他国的资源性资产,这叫作金融全球化
>> 这个虚拟资本此消彼长的游戏,美国人玩得是非常之精妙,根本不用派兵打你,只要你们大规模进口能源,那我制造一次能源高通胀,你就出现严重的国内高通胀。随之,一般低利润的制造业就垮掉,就大量失业,就上街,你的政权就不稳定,连带货币体系不稳定,弄不好甚至把你玩完。然后我的货币进来了,把你剩下的资源性资产、生产性资产,一股脑地给货币化了。其中,货币化收益我拿走了,你怎么在灾难之中痛苦挣扎,那是你的事,我反正把你玩了
>> 今天看货币是干嘛的?货币已经变成了一个独立于其他的领域的、异化于物质生产和人类民生的力量。这个异化的资本力量,因为和政治强权的直接密切的结合,而成为今天的金融全球化的一个具有内生性的主导力量。就是这个内生主导力量,会导致世界格局发生重大的结构性变化。而这个结构性改变如果不能被我们正常认识,如果我们还停留在原来产业资本时代,停留在西方19世纪阶级政治经验的话语之中,就将无法认识21世纪金融资本全球化,靠大规模增发货币信用和大规模增发政府债务信用这两手所形成的新的竞争格局。
>> 这个节骨眼上,恰恰是乍暖还寒最难将息,怎么看待人民币在下一步国际化的进程中所应该发挥的实际作用,怎么让它配合整个国家在金融资本全球化中构建主动竞争的地位,这恰恰应该是新的所谓货币全球化战略、金融全球化战略,或者叫作维护国家币权的币缘战略的一个重要问题。
>> 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做规范性学术研究的学者。这种规范研究,按照清华大学一位教授的说法,所追求的应该是“一种片面的深刻”。这样研究的学问越精致化,学术水平越高,就可能会离客观现实越远。不过,书斋学者当然可以这样研究下去,因为他们不必根据调查研究来解释现实。
>> 如果某个所谓科学理论不能解读约占世界农民人口30%的中国农民面临的现实问题,那这种科学有没有普世性?如果没有,那么学生在校学的、老师教的、研究人员据以进行论证的都是什么呢?
>> 当然,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能就此停下,不能对国家、民族、历史和现实不负责任。因此我认为,我们这一代与共和国一起长大的人有责任去解构(de-structure)那些具有高度正确性的话语。通过下基层调查,通过向实际学习,重新认识已经被我们这一代约定俗成的概念和共识。
>> 当然,建构本来就在解构之中,不破不立,大破则大立。
>> 这反映一种倾向,即试图把实验法引入经济科学。其实,这仍然是庸俗化经济科学的一种表现。
>> 因为,发动世界大战是解决传统产业资本扩张的必然途径和唯一有效办法。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为了瓜分世界资源,但没有瓜分停当,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酝酿了祸根。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过研究证明,美国解决其1929—1933年经济危机的并不是罗斯福新政,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挽救了其传统制造业,是战争解决了美国足够庞大的产业资本的出路问题。
>> 进行产业的资本化过程中,一个严峻的问题是中国的主要矿产品短缺在50%以上。以水资源为例,整个北方的300多个大中城市全都缺水,五条主要河流全都断流。而城市人口的平均用水是农村人口平均用水的26至27倍,城里人天天洗澡,他们的爱车、宠物都是爱干净的。在这样的制约下,北方的城市如何扩张成了问题。可现实中我们还是要继续“化”下去。然而,当前的现代化是否能继续下去呢。如果我们了解了这样的国情,则无法这样做。这也许是我杞人忧天,因为有人坚信车到山前必有路,如技术发展到可以利用太空中的资源,可以水变油,可以利用风能、潮汐能、太阳能等。等待技术发展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这也是唯一的办法。
>> 这种把本来分散在农村的贫困人口“空间平移”集中到大城市贫民窟的野蛮资本主义模式,给产业资本化解内生性的生产过剩释放了空间。但同时,所造成的制度代价和发生的社会危害却数不胜数。
>> 因为,如果简单地加快大城市为主的城市化,那只不过是沿用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某个特定模式来主导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人口迁移。
>> 我们国家类似于这两种模式的混合体,挣扎着试图走出盎格鲁-美利坚模式,适当借鉴莱茵模式,可能最终是要形成不同于西方的亚洲模式。因为我们不可能像欧洲一样,把产业大量地转移出去,整个生态得到恢复。我们也进入不了美国模式,因为没有华尔街金融资本主导的高度虚拟化、泡沫化的,金融吃全球那种铁嘴钢牙的条件,没有美国那种同时控制两大洋的海权制胜能力——中国人从来没有在海权竞争中取得过胜利,我们早过了郑和的时代了。
>> 在这个过程里,我们作为人,人性和人所有的最基本的自然属性被剥夺,这是一种很残酷的人的属性的杀灭——房奴、车奴、蜗居与穷得只剩下钱,这是一类问题
>> 以前搞过的几个项目都失败了,后来在北京苏家坨镇搞的叫小毛驴市民农园(简称小毛驴),创建于2008年,位于北京西郊自然风景区凤凰岭山脚,是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在其多年积累的生态农业与城乡公益网络基础上,整合推出的创新性探索。借鉴国内外CSA(加拿大标准协会)经验,通过建立一套可持续的农业生产和生活模式,倡导并实践“发展生态农业、支持健康消费、促进城乡互助”的行动理念,推动食品安全、生态文明与城乡良性互动,促进中国城乡统筹和可持续发展,最终将商业模式与社会责任、可持续发展理念融为一体,引导城市健康消费合作社与农村绿色生产合作社对接。通过城乡之间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直接互助,重建社会的信任与合作机制,实现城乡良性发展。简单说,就是市民从事农业的模式,现在已经在全国各地自发地搞了200多家。
>> 城市化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发展过程,但不是必然的、唯一的、一般的发展过程一样。我们多年来被这样一条单线式的思维禁锢着,这使我们很难突破,很难创新。而生态文明的提出,对于所有的学科来说,都需要重新构建其分析框架,这样我们才能回归到社会和物质世界的本质上。
>> 我们从清末开始照搬、延续到今天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一般都会受到背后起决定作用的“科学哲学”的制约,其实大致可以归为“西方中心主义”的一元论的制约(当各位都在自己的学科中勤奋耕耘的时候,千万别耕了人家的“地”,荒了自家的“田”)。甚至可以说是被中世纪宗教神学“一神论”派生的哲学所制约——宗教上只许信一个神,和社会科学只许有一个真理是一样的。
>> 然而几千年来,包括美洲、非洲、亚洲等,都属于非地中海文化派生的多神宗教、多元社会,存在着与“西方中心主义”一元论历史观解释不同的、异质性很强的人类历史发展路径。只不过,非洲、拉美、南亚,都先后被殖民化了。而非殖民化的发展中国家虽然很少,但其无论是制度形成,还是制度改进,最终总还是受到自身有社会历史内涵的一定文化因素的制约。中国属于以黄河、长江为主的大河文明,而西方大多数属于以欧洲半岛为中心的海洋文明。以此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共中央过去战争年代难以服从斯大林领导的第三国际、强调独立自主,后来的和平年代也强调自力更生,现在强调“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包括今天中国的新农村建设,也和当年日本韩国不一样。
>> 因此,我们需要重新梳理不同的人类发展路径,形成不同的人文社会科学思考,然后才有条件重构生态文明的新的分析框架。
>> 西方中心主义”文化内涵的个体性,是以地中海周边特殊的资源地理环境为条件的早期西方文明的产物。它内含着那里的人类告别蒙昧进入文明之初的早期采集和狩猎的生产方式,必然形成以个体为基础的社会文化表现,以及后期的冲突、契约命题。除了西方以地中海沿岸为主形成的早期采集狩猎文明外,所有以早期灌溉农业生产方式形成群体性为基础的社会文化的其他各大陆文明都不是这种个体性特征。
>> 发展中国家照搬西方制度,制度收益谁得到了?制度成本谁来承担?就像今天有许多人在谈论农民问题,其实农民只是没得到制度收益,而承担了制度成本而已
>> 中国现在是2亿左右的进城打工人群,如果按人数算,我们进城打工的打工者数量远大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贫民窟人口,我们为什么还没有出现这些事情?当然个别事件另当别论,在中国还没有演变为大规模冲突,其背后的重要原因在于我们今天都认为是绝对负面的体制——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千万别只讲一面。
>> 我越来越退步,越来越趋向于保守,什么原因呢?就是怕乱。在座的各位恐怕大部分都属于中产阶级,中产阶级成熟为一个自觉的阶级后,一个重要的诉求就是稳定,谁都怕乱,乱起来大家谁都受不了。
>> 就因为其中有一个基本规律,特别请学经济学的朋友们注意:当这个世界进入金融资本主导国际竞争的时候——金融资本的特性是在流动性不断加快的过程中获利,我们就会出现金融资本因追求流动性而异化于产业资本,越是没有流动性的产业越是被异化。而农业正是一个毫无流动性而言的产业——农业必须和自然过程结合,除了那些大棚生产可以有流动性外,正常的农业生产,只要是和自然过程结合,只要是生态的、有机的,就一定没有流动性。因此,金融一旦成为一种独立的资本,其本质决定就是异化于任何产业的资本,必然追求流动性获利,那就会大量投入股市、期市、房市这三大投机市场,并且不断催生金融衍生品交易,此乃金融资本主导竞争的当代经济的基本规律,可逆吗?不可逆。
>> 家都知道,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资金或曰资本是“父母结合生的儿子”。现在,“不孝子”先离农而去,“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是当今普遍的话。离走后开始休“爹娘”,于是,“爹跑了娘嫁人,儿子各人顾各人(异化了)”——“娘被霸占”是指土地被征占,“爹跑了”是指劳动力外出打工。农村三要素长期流出能不衰败吗?我当时问领导,世界上可曾有过任何经济领域,在三要素净流出而且大规模净流出的情况下,能保持不衰败?那不是奇迹吗?这就是今天的事实,对不对?三要素净流出并且大规模净流出,想不衰败怎么可能?
>> 是不是好事我不说,因为生态文明理念下我们不能说我们自己有多好,但是,有谁认真总结过我们的发展经验吗?很少。前不久英国国际开发署要撤离中国(因为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召集一些专家来讨论,他们能把什么样的中国发展经验带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因为他们要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做项目。在座的所有专家都说,千万别带中国经验走,几乎没有一条经验可以带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去。我前阵子去印度,那里很多朋友跟我说,抓紧写篇文章吧,写印度不能向中国学什么。就像我们不能搬西方、搬来就糟糕一样,别的国家也不能搬我们、搬了也糟糕。
>> 真问题是什么?中国地理上本身就具有三级台阶分布,因此,区域差别乃是资源、地理、环境造成的,并非人为的制度造成的。中国只有11%~12%的国土面积是平原,只有9.4%~9.8%的面积是水土光热匹配的平原地区,因此农业条件尤其差。据此看,中国不是一个农业大国,而是农民大国。
>> 这届领导班子的指导思想是清楚的,就是用国家“看得见的手”改善三要素净流出并且大规模净流出这一农村必然衰败的规律性原因的源头,也就是用“看得见的手”让三要素回流“三农”。什么道理呢?市场一定是把三要素抽走的,靠市场是不能让三要素回流的,这点大家都清楚,也叫作“市场失灵”。当你使用“看得见的手”逆市场而动的时候,由政府把三要素送回来,把率先异化于农民的资本这个“不孝子”用国家的手给送回来。农村小项目大量增加,就是请农民在家门口打工,参加道路、水利、电力等这些建筑工程,挣了现金,有了消费,就能拉动中小企业发展,带动小城镇发展,那就有了公共设施的投资需求,进而会使中国农村城镇化成为中国的“第二大资产池”。随之,就会像朱镕基总理1998年启动第一大资产池建设带动了大量FDI进入中国使得中国变成投资拉动型增长一样——假如我们的新农村建设能以城乡统筹为基本内涵,并且像温家宝总理所说,连续投入十几年。注
>> 所提出的不同意见只是强调一个基本观点,就是衡量农业产业化成功与否的根本标志,不看政府是否增加税收、企业是否增加利润,而看农民作为第一生产者是否分享到了社会平均收益,这才是衡量产业化成功与否的基本标准。我当时不仅提出了标准,全国人大转到农业部的人民代表关于大企业进入农业的提案,也是交给我来写成答复的,这些说来话长,按下不表。可是请问:今天有谁在推进产业化的时候拿这个基本标准说话?没有啊。
◆ 第三部分 新世纪的真问题
>> 但是大家也应该记得,1997年香港回归以后,40多亿美元国际热钱流入香港,最后大败而逃。为什么?根本就不是因为香港有最自由的资本市场制度、最自由的市场经济制度、最民主的什么制度,现在香港的一般人所讨论的那些问题,完全是猴吃麻花——蛮拧。实际情况是,中国人讲面子,不可能香港刚一回归,刚宣布是一国两制的典范,就立刻让香港经济垮掉,这是不能允许的。于是政府站出来说我手里有1800亿美元外汇,加上香港外汇储备是2600多亿美元,咱们就对决一次。你不过是40亿美元热钱进入,你要多少我有多少。所以香港根本不是靠自己,而是背靠一个强大的祖国,成功阻击了亚洲金融风暴。因为中国大陆的货币市场不开放,任何热钱进来,国家银行照单全收。正是在这种垄断货币体制下,我们才没事。我们说东亚金融风暴发生,唯一幸免于难的应该是香港。再看今天进入大陆的1000亿美元相当于什么?大家很清楚,50倍于当时搞垮泰国的热钱,25倍于搞垮韩国的热钱,难道不是很大威胁吗?
>> 我们不能说布朗先生的分析是错的。在座的各位,要么是年轻人,要么是自己有孩子的人,请想想,再过20年,当中国人口接近16亿的时候,按照现在耕地下降的速度,那时还剩多少?我们现在已经有1/3以上的省份,人均耕地低于一亩;而人均面积高于一亩的省份大部分是干旱地区,有土的地方没水,有水的地方没土。我们的经济地理就是这样一个客观约束。
>> 请问:什么主义、什么政府、什么制度、什么政策,能解决8个多亿劳动力的就业?而一般所说的基本人权——劳动就业权怎样保障?国务院发展中心有一位研究员算了一笔账,说按照中国现代生产力水平,农业需要多少劳动力呢?他说大约需要1个亿劳动力,而我们农村有5个亿劳动力,那就意味着要转移4个亿。请问,往哪转?靠什么转?他进一步分析,如果按照中国要达到的一般中等程度的发达国家的水平,十几亿亩耕地只需要4000万~5000万劳动力。就是说我们大约应该在2020年前奔小康,2030—2050年实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到那个时候,我们应该是多少人口呢?16亿。大概有8亿人能变成城里人就不错了。因为城市消耗的资源,远比农村消耗的资源多得多。咱们知道城里人生活用水是农村人的27.5倍。生活在现代化城市的人要每天洗澡,甚至很多人洗澡喜欢多享受一会,那就多消费好多水。城里人都讲究穿羊毛衫,多穿一件,那鄂尔多斯高原就多几亩沙化的戈壁滩啊!越城市化,越讲现代消费,结果资源就越遭破坏。
>> 因为,它是一个超大型的大陆国家,幅员辽阔,因为城乡二元结构使中国的城市可以向农村转嫁危机的代价——当沿海或者城市出现经济危机遭受巨大外部压力的时候,企业出现大面积的破产倒闭,打工者失业了,怎么办?没有人向这些外来打工者支付失业保险、再就业培训,等等。所有政府对于城市国企职工支付的社会代价都不用向2.2亿农民打工者支付,他们承受的这些代价使得中国的经济危机可以软着陆——代价转移到农村去。他们回家了,家里毕竟还剩一小块土地。所以,为什么说一段时间以来,有关要求农村土地个体化私有这个思路越来越不被人们谈到,是因为危机来了。当土地家庭化占有的时候,打工者失业回来了还不至于发生太大的问题。
>> 瑞典、挪威、丹麦属社会福利高水平国家,财政占GDP的比重是58%以上,而中国在激进改革期间大约从35%左右不断下降到90年代的只有11%左右,政府支付不了基本的行政开支,出现很多严重的问题,比如大规模腐败和武装走私。现在开始回升,2003年升到了21%,加大了财政保障公平的条件,于是开始阳光普照,对农村增加了投资。
>> 甚至由于垄断利益集团不愿意为实现“保稳定”这个大局作出让步,而社会弱势群体又没有条件形成压力,因此很可能使得决策者即使面临严重经济困境,也难以作出调整“存量”的改革选择。
>> 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上半期,此类社区产业资本密集的地方都出现了一个现象——整村兼并。山东的集体企业、社区的集体经济也是这样做的,江苏也是这样做的,像华西村前些年就兼并了周围四个村。纳入华西总人口规模就变成了4万。对于华西的好处是什么呢?等于把周围的几千亩地变成它的了。它的企业如果占有这些土地,就用村内方式的交易,不用付征地费,那4千亩地,按照一般工业开发一亩地30万,占有4000亩地是多大的资本?华西支付的什么呢?不外是四个村的所有人享受华西人的村民待遇。给他们盖房子、养老、上保险。这等于做到了一件事情,就是把我们国家大包干以后农地对农民的双重功能中的福利保障功能给区分开了。注意,在土地相对比较稀缺的地方,土地更是村民们主要的保障。华西村用这种方式低成本占有了其他社区的资源,把他们整合进了华西,华西产业资本就扩张起来了。它用很小的成本,不过是支付了房子的建设投资,何况它自己有建设队建起来。所以说产业资本的低成本扩张,在社区内部的交易成本为零,不用单家独户去交易。注
>> 第二种类型是村社出去的能人在外面形成的产业资本。
>> 第三种是政府推进本地化的经验。在发达地区已经变成有普遍性的政府经验了。
◆ 第四部分 大国忧思
>> 一次是我在34岁,1985年,沿着黄河跑了一趟,历时四个月,行程2万多里,当然不是用脚跑,而是骑着摩托车跑。当然一路上风土人情,山河壮美,也确实领略了不少。到现在为止,记忆犹新。我会永远记得那天高云淡,会永远记得那一片蛮荒,会永远记得在那一片大自然的蛮荒之中自己显得是如此的渺小。跑过黄河,觉得自己作为年轻人的那种狂躁基本上被大自然磨平了。那是让人成之为人的,让人的宇宙观、自然观、世界观也多少得到改变的一次非常有意义的行为。虽然当时很多人说你不可能成功,因为我当时手头既没有驾驶证,摩托车也没有上牌子。
>> 你们知道有一个作家叫王立雄的,写过小说《黄祸》、《天堂之门》的这个人,跟我的岁数差不多,他也是有点狂妄劲儿。他自己一个人买了几个旧的橡皮轮胎(内胎),到了黄河源头,把那几个橡皮轮胎绑到一起就往下漂。还没漂到龙羊峡,就散架了。幸亏人没有沉下去,否则今天就没有这个小说家了。他回来以后就成了作家。当然不是说因为他沿着黄河漂了回来就成了作家,我沿着黄河违法地骑着摩托车跑了一趟回来就成了学者,不是这样的。但是,趁着年轻,同学们,多接触社会,多去实践,你将来会受益匪浅。
>> 这使我觉得很有意思。由此感觉到:只要是正直的学者,他就必然会反思,因为你不得不立足于脚下这块热土,这块热土的热度让你的心凉不下来。
>> 我来到人大后,有人告诉我说学院派要保持一种理论纯洁,这是在扯什么呢?难道教育部不主张我们的教学科研要瞄准国家重大问题,为国家的重大问题提供决策服务、提供研究支持吗?被强调为重中之重的“三农”问题是学院派的纯洁理论能解决的吗?只要是一个有良知的学者,必会反思。其实,那些坚持不反思者,无外乎利益驱使罢了。这利益又不怪他们,只能怪现行的教育制度。谁让教育部颁发了那么多的考核标准呢?如果你没有在国外的某某刊物上发表什么文章,就不能是学术带头人,这岂不是胡扯吗?这种教育体制是害人的,这样走下去是要不得的。它逼着教师就范,因为这考核的分的背后都是分房子,提工资,什么博导资格,能否当院长、系主任,都是搞这个。
>> 做了这么长的一个开场白,是说我确实用脚做过学问,而且说的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这种好的学风,这就是实事求是,受益匪浅。希望你们这些差我几代多的年轻的朋友们,应该继承我们那一代人曾经有过的那种精神,使之后继有人。千万别相信那些所谓的学院派,那可能会害你一事无成。不仅是说你们,我自己曾经信过,后来才改过来。改也是因为被实践教训的,教训之后深刻反思,当然是很痛苦的过程,犹如大病初愈,感到从未有过的酣畅淋漓,所以才有今天的我。
>> 一般条件下,中国需要经过几十年的农业和轻工业的交换才可能形成重工业的积累,但是因为朝鲜战争,仅仅三年中国就有了军重工业。所以,这就要求国家作出一个选择,那就是:你要这个重工业,还是不要这个重工业。如果要,那就不得不以这个重工业作为国家经济命脉的基础;如果不要,那就得回到原来的新民主主义。由于这个原因,中国发生真正的战略变化,应该是在它从战争得到了重工业以后,而不是在此之前。
>> 从这种国际局势出发,对中国来说,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中,1949年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战略本身是符合中国当时的客观条件的。1953年提出的重大战略转变,也符合中国不得不因为朝鲜战争而纳入苏联阵营以后国际环境的改变。可见,中国在这个特殊阶段发生的战略转变,主要是国家工业化的要求造成的。最初面临的资源约束导致新民主主义,亦即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资本主义的制度选择。接着,又由于朝鲜战争改变为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化。因为,朝鲜战争后不可能再进行国际交换,只能在国内进行强迫交换,国家不得不长期从农业提取积累,因此,工农业“剪刀差”出现。1957年中苏开始论战以后,苏联停止了对中国的工业投资和技术援助,迫使中国暂停了第二个五年计划。于是,这种靠集体化和“剪刀差”来从农业提取资本积累的过程一直持续了20多年。以上,就是我们在改革之前的社会主义阶段所做的。
>> 因此,尽管我们希望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但从国内资源紧缺的约束来看,中国走不成传统的西方式的工业化道路。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寄希望于中国加快城市化的话,平均每一个城市人口生活用水的消耗量是每一个农村人口生活用水消耗的20多倍,而中国又是一个水资源严重短缺的国家,到目前为止已有100多个严重缺水城市,300多个缺水城市。从这两方面的资源约束看,中国面临的国内的资源约束和国外竞争的不利环境其实并没有改变。再考虑到即使50%的人口实现城市化,仍然会有7至8亿人口生活在农村,仍然不得不维持高度分散的小农经济,制度约束也没有可能根本改变。所以,中国恐怕必须选择另类道路。可目前看来,又实在没有其他选择,因为欧洲和美国提出的所谓“第三条道路”仍然是西方的概念,而中国人难以跟着走。
>> 既然不是监管问题,那么,这是什么问题?理论上可以归结为负外部性正在扩大,正在日益恶化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能把每一个单个利益主体追求利益最大化所造成的代价甩给社会这样的问题,拿来交给社会大众认真讨论,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就说政府监管吧,这么大的国家,纷繁复杂的农业领域,要设多少部门才能监管?而且监管的后面还要有监管。如果我们找根本,那就是每一个单体利益最大化所甩出的代价,这个代价被社会承担叫作负外部性,当量越来越大的时候叫负外部性最大化,且有不可遏制的态势。再说得深入些,负外部性可不可以让市场自身解决?不可以。市场经济本身只制造负外部性,并不解决负外部性。既然这个规律也是不可逆的,那么我们就既不能把市场经济政治化、神化,也不能把希望寄托于加强政府部门权利,不能认为出现一个方向的问题,使用另外一只手加强就可以解决了。
>> 看来,我们必须把研究重点放到如何调整、重构,形成良性利益关系上来。
>> 只有资本不断流入才能不断创造就业,只有经济不断增长才能创造就业,而增长的比较优势又来自于劳动力价格低,这不是个天大的矛盾吗?当一个国家、一个企业不得不依靠劳动力无限供给这个比较优势的时候,能实现对劳动力价格低的现状的改变吗?珠江三角洲工人加班加点,工价还是十年不变。在劳动力绝对过剩的情况下,如果完全讲市场决定,劳动者就完全没有谈判地位,就不会开展有组织的工会工作,也不会有工人运动。只有在西方发达国家那种殖民化和工业化并行的阶段,才有可能形成劳动力谈判能力的提高,形成有组织的工人运动。
>> 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分析人类的资本主义历史阶段(马克思本身也是一个受到西方中心主义思想体系影响的全球主义者,马克思身后的第三国际的全球主义者也可以说是一种教条化的发展主义者),本来就说得很明白:人类进入资本主义历史阶段,是由于人类创造了一个自身的异化物,那就是资本。这个异化物创造出来以后,会不断地把人类生存依托的各种要素、各种资源都反过来异化为可以产生各种资本利润的生产要素,乃至于最终把人类自身也异化为劳动力要素。当资本把人类也完全异化为劳动力要素来占有其劳动剩余价值,以形成资本利润的时候,资本主义这个人类的历史阶段也就终结了。我背不出原话,只能一般理解他这个意思。马克思在他生活的那个历史时期,主要意识到的是产业资本异化,还没有条件意识到金融资本是可以异化于产业资本的这样特殊的一种滥觞全球的资本力量,在发展主义的高级阶段的能够主导全球资本竞争的力量。90年代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已经不再讨论金融不能获得独立利润,产业资本主导阶段金融能获得平均社会利润,90年代开始讨论钱能生钱,就是印老头票能下崽,这个讨论本来是荒谬的,过去没有人会相信印老头票会下出毛票来。但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在90年代已经成为钱能生钱的这样一种理论创新的激励,也就是说,金融资本自异化为独立资本力量以来,它是在追求自己独立于实质经济的虚拟利润,需要学术界建立一种理论模型去推导它的合理性,形成了这样一种逻辑。
>> 这样来看90年代中国人高速度地追求产业扩张时期的教育产业化演变,也是在这个阶段的必然,教育既属于生产力,则势必产业化。因为它是让人异化、变成劳动力要素的规模经济过程。另一方面,教育又附属于上层建筑,那是因为这个体系它本身蕴含的利益分配制度及对其做科学化理论包装都是支撑着上层建筑的。然而,上层建筑内涵具有规范教化和国民动员功能的意识形态,还得靠教育体制予以合法化解释和普及传承,这就内在地与教育产业化之间构成了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的本质矛盾!所以在这个阶段,我们不能够要求教育什么?我们不能要求教育改为有教无类,构建一个多元化的、非常开放的、包容了所有的多种人类生存环境条件下多样化存在的体现生态文明理念的教育,这样体现有教无类的、使人回归于人的生态文明教育,有悖于产业资本需求,难度很大。当然,我们如果不批判整个教育体系,只不过是要这个教育体系更多些包容,那也许可以做得到,比如说非得有什么人自己愿意去做非常另类的、但体现人类社会多元化生存的这样的学习和研究的时候,那就得耐得寂寞,少得分配,坐得冷板凳,啃得馒头喝得凉水;就不能指望像其他热门专业那样去积极服务于产业资本的崛起的需求就吃香的喝辣的、出去一次演讲给多少万。
◆ 第五部分 区域发展比较研究
>> 到目前为止,什么是中国的比较优势?我认为目前还没有公认的确定答案。很多主流学者说中国劳动力便宜。可这早已不是中国的比较优势,因为印度、印尼、孟加拉等亚洲人口大国的劳动力比中国便宜得多。那为什么外商直接投资FDI不进那些劳动力更为便宜的国家,而纷纷进入中国呢?可见,并不是因为中国劳动力价格便宜。
>> 赤贫群体越大,社会不稳越严重。中国金字塔底座是小有产者,这个结构是稳定的。
>> 现在,很多人在讨论什么是未来中国发展的主流,很大程度上是在跟从资本导向的城市化,却很少有人关注过城市化意味着资本和人口在城市的集中,更少有人注意到每一份资本集中都对应着一份风险集中,而风险集中将导致城市危机的爆发。所以,城市资本集中必然导致危机在城市爆发,而如果没条件对乡土社会转嫁,危机就是灾难性的硬着陆。可见,中国最近十年强调的城乡一体化战略是合理的,不能简单地推进城市化。因为没有办法学习西方向国外转嫁危机代价,中国人必须靠自己的能力走一条和谐社会的道路。
>> 最近中国十年的高增长,靠的是中国对内陆和农村的大规模投资,核心是看怎样解决产业过剩问题。西方是发动二次大战,我们是对内转移制造业过剩生产能力,也有说这是用长期过剩掩盖短期过剩。客观看这些年的发展,某种程度上已经在经济发展方式上做改出西方道路的努力,但政府如何在社会治理上根据东方理性形成中国特色的结构调整,还是一个比较有新意的研究领域。中国人的日常用语中习惯强调“我们”,这个“我们”概念本身,一定有内在理性的支撑。这个内在理性的本源,主要是东方理性中的两个重要部分,一个是村社理性,一个是农户理性。若这两个理性能被杭州在确立以“我们”作为改善政府治理的指导思想的时候成功借鉴,用于我们今天正在发生巨大变迁的城市社会之中,那杭州政府的良治,就有可能变为现实。
>> 区域经济一体化整合成功意味着产生收益,因为附加值高的产业对附加值低的产业的纵向整合(vertical integration)会带来增值收益。珠江三角洲如果能切实有效地破除过去行政化的区域概念,改变垄断部门分别控制资源的割据状况,区域整合是有可能成功的。当然,任何纵向整合的收益,主要是位居上游的地区,而成本却主要是由被整合的地区承担的。因此,我据此对珠三角区域一体化的分析,身处珠三角的低收益的广东人和高收益的香港人都不愿意接受,因为是大实话。
>> 现在的全球化,被认为是全球的区域化。全球的区域化整合中,迄今为止还算是成功的,就是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他们成功的一个基本原因,是通过产业纵向整合来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区域经济中的上游国家,或称龙头国家,必须具有较高的产业层次,可以实现对下整合。北美自由贸易区的龙头是美国,在欧盟则是德国和法国。综上所述,就产业资本发展自身的规律而言,纵向整合的成功率比较高,而平面整合则是十分困难的。北美自由贸易区之所以整合成功,主要是有墨西哥的廉价劳动力、加拿大的资源,使得美国可以凭借技术产业、金融产业的优势对下整合。欧盟在苏联解体之前的区域整合就很困难,主要是因为法、德、意等欧洲主要工业化国家的产业是同构的,只有在苏东解体之后,苏东国家的廉价劳动力、资源才成为原来在平面上难以整合的法德意向东发展的动力,其实质是:东欧国家政治崩溃之后的资源和资产,成为西欧过剩产业资本进行纵向区域整合的原料。同理,东北亚地区也很难进行区域整合,因为中、日、韩的产业也基本上是同构的。
>> 1956年苏联完成国家工业化开始转型对外开放,中国当然跟不上,因为尚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没有那么多工业品,没有资本。于是1958年中共中央提出了“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这三面红旗今天我们把它视为极左错误,但客观地看人民公社是什么?意味着以乡为单位,成规模的使用劳动力替代国内稀缺程度几乎为零的资本——劳动力如果分散使用只能干“作坊”,只有集中使用才能替代稀缺程度为零的资本。同期是以人民公社为单位来建拖拉机站,也就使得保留下来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工业生产能力有承接的载体。可见,这是以人民公社作为载体,承接工业化遭遇资本稀缺的危机代价。从此农业为工业提供原始积累,就成为了一个既定的制度。其间,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发生过三次,分别在1960年、1968年、1974年。每次都是城市经济危机爆发向农村转嫁代价,所以说农村是城市危机代价的载体,农村不仅向城市贡献了剩余,完成了城市工业的原始积累,农村还承载了城市危机代价。
◆ 第六部分 生态文明与新型城镇化
>> 为什么原来要讲新农村建设?现在当然也还是要讲,可为什么把讲题定义为生态文明?是因为农村、农业、农民,它本身是一个因和自然结合而本质上具有内生多样性的领域。请各位听懂这道理,就是自然界是多样性的,“三农”问题本身是和自然界、自然过程结合的,因此它内生的有多样性。
>> 在产业资本阶段(或者叫产业文明阶段)的教育,是制式教育。全国齐步走,使用统一的幼儿园教材、小学教材、中学教材,制式教材的体系是统一的,为什么?是让你必须通过制式教育,形成一个可供产业资本役使的劳动力要素,剥离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特性。为什么在现在制式体制之下,素质教育这些起不来,原因是你在产业文明时代,现在的制式教育这个体系是服务于产业资本的。各位,这个道理简单归纳一下,就是这样的。
>> 第一个,我提出讨论的“现代化”概念。是指,无论是否工业化都是人类近代史中的资本和风险同步向城市集中、并周期性爆发危机的阶段性过程。资本集中产生资本收益,风险集中产生周期性危机,因此要注意,周期性危机往往是爆发在城市。第二个关于“资本”。是指,无论私有还是国有,不论是内资还是外资,只要它是资本,都是人类在资本主义历史阶段制造的、反过来控制住极少数人群,使其反自然的一种异化物。这里,我把马克思关于资本是人类的异化物稍微扩展了一下。它是资本先控制住少数人群,然后使这个资本群、资本家群体反自然成为一种人类的异化物。主要的作用是促进多数人及他们生存所依赖的资源等客体成为被资本化来产生利润的要素。今天西方经济学只研究要素相对稀缺性,研究要素的优化配置,这本身就决定了它是具有明显时代特征的……第三个,我们看“政府”。它和资本具有可比性,不论何种制度条件下的政府都是人类制造的、由极少数人控制的异化物,因其反过来强制性统治多数人而使其无论如何改造,也难以达到其应该达到的公平公正。要求政府公平公正是一种理想,实际上任何体制条件下的政府都实现不了,所以在现实中大家要有包容性。第四个,再看“制度变迁”。不论何种主义何种意识形态下的制度变迁,都不过是原来占有收益的利益集团为了更多占有并把形成的风险及其代价向外部转嫁的一种文化现象。不能顺畅转嫁的制度变迁就变成强制性变迁,能够顺畅转嫁代价的制度变迁就叫做诱致性变迁。那“法律”也是不论何种意识形态,它是政府执行统治的规范工具,主要用于保护和规范收益及其分配的相关社会经济活动,体现最低道德约束的一种制度文化。我们把这些概念重新界定了,也就基本上“去意识形态化”了,不管哪一种制度,哪一种体制,哪一种思想,哪一个意识形态,我们抽象出来拿给人们讨论的,不外乎这几个概念。所谓研究,是要把抽象出完全客观性的概念放到特定的时空条件下的客体上作对应,而并不是说某个政府、某个制度,只是说抽象出某个制度、政府、资本和法律等方面的定义。这些都是抽象的结果。
>> 在工业文明时代,当我们把信息全部变成标准化的时候,这些本土的东西都被排斥了。那今后呢?
>> 是乎,要形成在地的知识体系,就要有在地的知识创新以及教育创新。
说明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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