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德太子儒学影响深厚，他要建立以王权为核心的中央集权体制，在政治上首先要废除氏姓世袭制，建立依能力而定的官吏位阶制。日本一直没有采用中国的科举制度。

第一轮大飞跃：接纳东亚大陆文明
……因此，在汉籍传人的将近 200年中，尽管王室后来又曾多次从百济招来讲读汉籍的博士，但各种文献和考古发现似乎都无法表明这一时期儒家思想已为日本社会所普遍接受，或者说在日本获得了广泛的共鸣。一直到 6 世纪末、7 世纪初出现了一个名叫圣德太子的人以后，这一情形才发生了明显的转变。
       圣德太子是用明天皇的儿子（其实当时天皇的名称还没有诞生），后被登基的推古女王立为太子，日本史书上称他聪颖慧明、博闻强记，少时就跟从高丽僧人和百济博士学习佛教和儒学，当时朝鲜半岛的文化可以说与中国大陆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因此，圣德太子从小接受的教育，大部分都是来自中国的文化，他的汉学修养很好，不仅能熟练地阅读中国的汉字汉文典籍，自己也能用汉文书写。在他后来执政的时期，又非常自觉而积极地汲取和推行了以隋唐为代表的中国政治制度和文化思想，可以说在日本第一次掀起了学习中国文化的高潮。从圣德太子后来推行的一系列措施中，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儒家思想对于圣德太子本人以及日本政治文化的影响。他要建立以王权为核心的中央集权体制，在政治上首先要废除氏姓世袭制，建立依能力而定的官吏位阶制。于是他在 603 年 12月制定了《冠位十二阶》，这十二阶的冠位，就是按照儒家的德目命名的，其顺序是德、仁、礼、信、义、智，每个德目又分为大、小两阶（如大德、小德等）。而德以下的仁、礼、信、义、智，西汉时将儒学奉为独尊之术的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将其定为“五常之道”，认为是“王者所当修饬也”。由此可见，这时影响圣德太子的，除了孔孟等原始儒学外，还有西汉以来经历代中国统治者和相关的儒学家改造过的适应中央集权统治的后期儒学思想。圣德太子在 604 年4 月公布的《十七条宪法》，也表现了相当浓厚的儒家伦理思想。“宪法”一词，似乎未见于在此之前的中国古籍，也许是圣德太子的独创。当然，这里的宪法不同于今天的宪法，它不是国家大法，而是对官吏的道德训诫。因为都是用古汉语写成的，这里不妨引录数条，来看看它的具体内容。第一条就是“以和为贵、上和下睦”，其他还有诸如“以礼为本”“惩恶劝善”“信是义本”“背私向公”和“使民以时”等等。这些表述不（45页）仅明显地反映出儒家思想的影响，而且在遣词造句上有不少也直接取自中国的典籍，据学者的统计，这十七条中有十三条二十一款的文字，取自《尚书》《左传》论语》诗经》和《孝经》乃至《昭明文选》等文献典籍。
       公元 630 年，日本开始向中国派遣遣唐使，仿效学习唐朝的政治和文化。天武天皇即位不久，在 675 年开设了培养官僚的“大学寮”。大学寮是模仿唐朝的国家教育机构国子监而建立起来的，一开始设儒学科的明经道和数学科的算道，后又加设教授诗文史籍的文章道和学习法律的明法道。以讲授儒学的明经道学生最多，定员 400 人，约占整个学生人数的 80%，整个学校的人数要比国子监少得多，但专习儒学的学生比例却比国子监高很多，由此可见日本朝廷对于儒学的重视。唐朝的科举考试和国子监原则上都是对平民开放的，但当时日本社会的门阀贵族气更为森严，只有相当阶位以上的贵族子弟和高官的子孙，才可进入大学寮学习。明经道采用的教科书都是儒家的经典，称之为“九经”，即五经之外还有《仪礼》孝经》和《论语》《孟子》，其中后两者是必修的经典。学生经考试合格后准予毕业，被称为“举人”，再在中央的式部省接受任官考试，合格者依成绩高低被授予不同的官职。除了国家级的教育机构大学寮之外，在地方上，每一国（国为日本古代至江户时代的行政区划单位）设一所国学，学生数按国的大小而定，从 50 人至 20 人不等，学习内容与大学寮明经道相同，也都是儒家经典。生源一般为地方官吏子弟，目的是培养地方官吏，当然毕业生也可再升人大学寮深造。
       与中国的国子监自隋一直延续至清，绵延不绝持续了 1000 多年的悠久历史相比，日本大学寮和国学的寿命应该说是比较短的，大概到了平安时代中期以后，就慢慢衰弱了。日本虽然接受了汉字汉文和儒家文化，却一直没有采用中国的科举制度。这一时期儒家思想的影响，主要在中上层的官更阶级，似乎还没有深入一般的民众社会。但不管怎么说，汉字汉文以及儒家思想的传人，却是为后来日本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石，汉字成了日文最主要的元素，一直到 19 世纪 90 年代左右，汉文教育都是日本中层社会以上的人士必备的基本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