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3年，日本抗唐和新罗的联军，在半岛的白村江发生激战，日本百济方面大败。664年，唐想对日本进行册封，日本不予接受。668年，在唐和新罗的夹击下，高句丽灭亡；律令制天皇权威建立

第一轮大飞跃：接纳东亚大陆文明
……日本第一次派（51页）出遺唐使是在 630 年，唐朝建立于 618 年，唐太宗做皇帝是在627 年，也就是在唐太宗坐稳江山之后。最后终止派出遣唐使是在 894 年，13年以后，唐灭亡。实际派遣成功的，总共 15 次，时间跨度 264 年，平均将近 20年—次,而同时期朝鲜半岛上的新罗来到唐朝的使节团，差不多每年一次，两相比较,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官方交往，说起来不算频繁。但是请注意，第一次派遣是在 630 年，第二次在 653 年，第三次在 654年，第四次在 659年，第五次在665 年，第六次在 669 年，也就是说，在第二次的 653 年到第六次的 669年之间的 16 年里，平均 3—4 年一次，尤其是第二次和第三次，是每年都来的。是不是日本学习中国的心情特别迫切？好像没有这么简单。我们来看一下当时东亚的国际形势，也就是中国、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三方的局势。这 16 年里，高句丽崛起，进攻南方的新罗，百济也想乘势消灭新罗，得到了试图在半岛上扩展势力的日本的支持，东亚局势错综复杂。643 年开始，唐三次远征高句丽，660年，唐与新罗联手消灭了百济，663 年，日本企图复活百济，与其残存势力一起对抗唐和新罗的联军，在半岛的白村江发生激战，结果日本百济方面大败。这是历史上日本与中国的第一次直接交手。第二年的 664 年，唐派遣使者来到日本，想对日本进行册封，但日本不予接受。668 年，在唐和新罗的夹击下，高句丽灭亡。从以上的史实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中日之间处于比较微妙甚至是紧张的状态。在这段时间里，日本频频向中国派遣使者，主要的目的是与中国方面进行修好活动，缓解或者修好两国之间的关系，以避免中国的势头转向列岛，向日本发起进攻。看来第六次的遣唐使活动，基本上稳定了两国之间的关系，所以第七次的派遣，一直挪到了 33 年以后的 702 年，以后差不多都是相隔二三十年才派遣一次。因此，前面的六次派遣，主要的目的在于缓和、修复、稳定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以后，才主要是学习唐的先进文化，遣唐使的角色发生了奇妙的转换。
       前面已经讲到，最晚在 607 年，当政的圣德太子派出以小野妹子为大使的遣踏使团来到中国，614 年，最后一次向隋派遣了使者。后来隋亡唐兴，留在中国的日本留学生惠日和留学僧惠济在 623 年经过新罗回到了日本，将大唐（52页）兴起的消息告知了当局，并且建议日本应该经常向唐派遣使者，密切两国的关系，同时学习唐的先进政治和文化，因此才有了以后15 次的实际派邀（总共计划了 18 次，终止了 3次）。
      现在说起中日两国，人们往往会用一衣带水的邻邦这样的说法。其实，在造船和航海技术不发达的古代，横亘在两国之间的这一片水域，实在是一片浩瀚宽阔的大洋，乘坐木船越洋过海来到对方的国家，真不是一次轻松的海外旅行。有关遣唐使乘坐的船只情况，目前留下来的文献中没有翔实的记录，比照稍后中日两国的考古发掘和历史记录，大致可推算出木船的大小大概载重量只有100 吨左右，长度在40 米左右，宽度在7米左右，帆船，基本上依靠风力行驶。日本这边，大都是从难波也就是现在的大阪附近出海，主要有南北两条航路，北路主要沿着朝鲜半岛沿岸行驶到现在的山东省登州一带，有点绕行，但风浪较小，相对比较安全，而南路则是直接越过海洋来到长江口附近，距离较短。两者都需要再从陆路北上长安。光是在海上行驶的时间，单程差不多要一个月左右，如果碰到不顺，甚至会有两三个月，一路风浪颠簸，真的是相当艰难，好几次遇到了海难，船上的人都葬身鱼腹。
       那么，遣唐使的规模有多大呢？每一次都有些不一样。前几次主要是为了修好两国的政治关系，外交斡旋，因此大致只是 1 艘船或 2 艘船，每艘船可乘坐120 人左右，其中至少有一半是船夫，还有其他一些仆役等，其次是一些官员，文化技术人员并不多。从政治关系稳定后的第七次遣唐使开始，学习就成了主要的目的，船只增加到 4 艘，人员也相应地增加到 500 多人，最后成行的一次，人员有 600 多人。除了船夫和官员等之外，很多是被称为留学生和留学僧的人，前者主要是学习文化技术，后者主要是学习佛法佛理。他们在中国的逗留时间，长短不一，最长的有 40 年。还有比如像著名的阿倍仲麻吕，他乘坐的回国船只被海流漂到了中国的最南端，结果未能回归故里，客死在中国。有的则在第二年就随同遭唐使的船只回国了。
       还有一点比较有意思的是，607 年日本派遣遣隋使的时候，圣德太子让使者小野妹子带去一份国书，称日本自己的国君是日出处的天子，而中国是日没（53页）处的天子，当时隋炀帝就十分不开心。后来日本大概也觉得惹恼了中国，又不敢对中国公然称自己的国君是天皇（天皇这个词的正式出现，应该在7 世纪末），又不愿意接受中国的册封，成为中国的一个属国，于是后来遣唐使过来，就不带国书了，故意把两国的关系搞得模模糊糊的。而中国方面，则一直认为日本是来朝贡的，自唐以后，一直把日本的国君称为日本国王，近代以前，从来没有用过天皇这个词。
       除了早期的遣唐使主要是出于政治外交的目的之外，中后期的遣唐使，则是为了学习各个领域的唐的先进文化。遣唐使对这一时期日本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现代日本杰出的东亚历史学家岛崎定生认为，其最重要的意义就是遣唐使从中国完整地学习消化了以律令制为主体的唐的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这里的律主要是刑法，令则是行政法。其后，日本在 645 年成功地进行了以政治制度变革为中心的大化改新，在 701 年和 718 年分别制定了《大宝律令》和《养老律令》，从而彻底建立起了以律令制为法律保障的中央集权的王朝国家,天皇的权威也由此真正建立起来。这也是日本文明史上第二次大飞跃，即接受中国大陆文化后形成自己本民族文明进程中的最大的一次壮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