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名借助各种各样的策略，逐步消除了农民一揆带来的威胁。在大名的控制下，农民变为纯粹的农业生产者。1582 年，丰臣秀吉实施地籍测量，人称“太阁检地”，中世农民史随之结束。

               战国大名与农民
       一向一揆的力量日益壮大，战国大名感受到很大威胁。一揆造反在日本各地零星出现，本愿寺其实起到指挥中心的作用，一是让地方一揆互相之间保持接触，二是协调它们的活动。由于摄津和近江两国爆发一揆，就连进入京都之后的织田信长事实上也陷入困境。其结果是，战国大名在与一向一揆打交道时非常谨
慎。对于净土真言宗改宗传教，安芸国大名森元成采取了宽容政策。实际上，在（296页）
反对织田信长的过程中，他将自己的保护措施扩展到净土真言宗。接壤的越后国的上杉谦信率军进入越中和能登两国，与当地的一向一揆发生冲突，后来一直受到痛苦和折磨。甲斐国的武田信玄——上杉谦信的对手——与趣中和能登的一向一揆接触，试图推翻上杉谦信。在关东地区，北条氏康采取极端手段，镇压其领
地中净土真言宗的传教活动。
       以上例子显示，战国大名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手段，试图对付一向一揆。但是，他们都明白，一揆的力量不可小觑。我们可以将一向一揆视为一种宗教团体，它其实是农民与村落共同体之间的根深蒂固的联盟。大名心里明白，有效组织的农民阶层形成了造反威胁。
       为了消灭一揆，大名不仅必须在军事上进行镇压，而且还要形成另外一种新制度来统治农民。战国大名的农民政策包括三个主要部分：第一，实施地籍测量，以便重新确定对土地的控制。建立新的大名收入制度，包括年贡、徭役和段钱(对大名直接控制的土地和家臣分得的土地征收的租费)。许多农民讨厌大名提高租费的做法，有的逃往城市，有的逃往其他领地。大名千方百计阻止，一是为了避免少收农民租费带来的损失，二是为了强化压迫农民的社会地位制度。在那个过程中，大名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限制农民的行动自由。即使在庄园主或者武士领主的统治下，那样的做法也没有出现过。
       第二，大名试图招募担任地侍的上层人员，来补充自己的家臣队伍，试图以此破坏农民运动领袖人物的来源。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富裕农民有的变成地主，有的成了小领主，已经获得了收取加地子的权力。而且，他们在村落共同体——并且常常还包括一揆——中担任领导角色。大名通过地籍测量和农民呈交的报告，细致研究了农民阶层内部的加地子关系。大名没有让加地子制度继续下去，转而将其作为一种给予富裕农民的奖励。他们要求得奖者公开提供军役作为回报。换言之，战国大名篡夺了对这种加地子的控制权。此前，该权力仅仅涉及富裕农民和贫穷农民，庄园主或大名没有插手。战国大名控制了加地子以后，将其变为一种强制性支付项目，他们对土地的控制几乎无所不在。上层农民成为大名的下层家臣，常常应征当兵。他们平时仅仅提供农业劳务，但是如果遇到战事，大名就会将他们动员起来，补充武士队伍。
       第三，大名的政策还使用农民劳役来修建堤岸和灌溉沟渠，开垦稻田，以便增加农业产量。过去的庄园主是住在京城的贵族，对促进农业生产没有多大兴（297页）趣。对比之下，战国大名试图努力稳定和提高自己领地之内的农业产量，所以鼓励农业生产，积极调解涉及用水问题的争端。这样的做法相当于战国大名对农民的生计实施了普遍控制。对农民来说，战国大名不仅是“拥有特权的劫匪”，而且是农业发展中提供宝贵支持的统治者。战国大名自己时常将其统治称为“公议”，意思是领地范围内最高的公共权威。他们控制农民劳动，鼓励农业生产,这反过来又强化了其权威。
      战国大名的农民政策通过实施这三个主要部分，将农民置于等级划分的权力结构中，从而强化了大名的控制。与此同时，该政策还将上层农民变为大名的低级家臣，对惣联盟起到破坏作用。通过鼓励农耕，大名让自身对农民的统治有了某种公共色彩。由此可见，大名借助各种各样的策略，逐步消除了农民一揆带来
的威胁。在大名的控制下，农民变为纯粹的农业生产者。在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两人的统治下，这一趋势起到主导作用。1582 年，丰臣秀吉实施地籍测量，人称“太阁检地”，中世农民史随之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