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伊斯坦布尔的梦想

就像与他们有血缘关系的蒙古人一样，突厥诸民族也是生活在马鞍上，头顶苍天，脚踩大地，通过萨满的中介膜拜天地。
10世纪末，边疆地带（中亚）的突厥人已经完全皈依伊斯兰教，但仍然保持着自己的种族身份和语言，很快就将从他们的主子那里篡夺权力。
当时（11世纪末）埃及出现了一个什叶派王朝，因此选择了逊尼派信仰和突厥塞尔柱人获得了真正“加齐”（反对异教徒和伊斯兰异端的信仰的圣战者）的合法地位。积极进取的伊斯兰精神和突厥人的好战天性水乳交融；对劫掠的渴望在为真主效力的名义下而被合法化。
罗曼努斯四世（拜占庭皇帝）本人遭生俘，被迫亲吻踌躇满志的苏丹面前的泥土。苏丹一只脚踩在罗曼努斯四世屈服的脖颈上，以彰显他的胜利和敌人的降服。这是世界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对君士坦丁堡来说则是一个灾难。
双方（拜占庭人和十字军）的接触带来了互相的不理解和不信任。双方都有机会对东西方风俗习惯和信仰方式的差别进行观察。在希腊人看来，这些身披重甲的西欧兄弟比粗鲁野蛮的冒险家强不了多少，他们的圣战使命也不过是虚伪地伪装成虔诚举动的军事征服。
在伊斯兰圣战最初爆发之后的几百年内，拜占庭人和穆斯林一直近距离互相接触，双方非常熟悉，也互相尊重。十字军则把拜占庭人视为堕落的异端分子，有非常危险的东方化的世界观。
一千年的礼仪和传统让拜占庭人非常保守和狭隘，而奥斯曼人缺机智灵敏、灵活变通、思想开放。伊斯兰教法要求善待被征服的民族，因此奥斯曼人对臣民的统治是相当温和的，常常比欧洲的封建制更受人欢迎。
伊斯兰教法规定，对异教徒可以征收沉重的赋税，对穆斯林就不能这样。但其实异教徒的赋税负担不算重。巴尔干的农民很高兴能够从沉重的封建奴役中解放出来，因此接受了奥斯曼人的统治。
每隔一段时间，奥斯曼帝国就征召一批基督徒青年，令其皈依伊斯兰教，并教他们说土耳其语。这些新兵远离家人，只对苏丹本人效忠。他们是苏丹的私人军队——“城门奴隶”（耶尼切里军团）。他们被编入步兵单位（即“近卫军”）和骑兵，组成了自古罗马以来欧洲的第一支领军饷的职业常备军。
奥斯曼人自己很少使用这个概念（“土耳其人”），认为它是贬义的。他们使用的称呼既不代表种族，也不代表地域；既能体现不受固定地域限制的游牧民族的传统，也能显示多民族的构成。奥斯曼国家是不同元素和民族的独特混合体：突厥的部落生活方式，逊尼派伊斯兰教，波斯的宫廷制度，拜占庭的行政管理、赋税制度和礼仪，以及将土耳其语结构与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词汇混用的典雅的宫廷语言。奥斯曼国家有着自己的独特身份。
1284年，皇帝安德罗尼库斯二世做出了自杀式的决定：解散帝国海军。失业的水手们叛逃到奥斯曼人那里，帮助他们建造了一支舰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