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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在村里散步时，碰到许多伯伯嬷嬷在榕树底下，开着大广播，扭动腰肢，鞋尖踢起热浪，我默默注视了一会儿，竟然忍不住也想迈开步伐在地面上摩擦摩擦。这肯定是某种诡计，我想，广场舞的创造者是想给那些失去精力、无力改变世界的人一个借口。就这样，我观察了好几天，在人群中认出了童年玩伴、小学语文老师、糖膏客、老生产队长、糖厂老厂长的媳妇和保安，有的彼此还是世仇，曾在动乱时打砸过对方的家庭，如今却在音乐下，踩着同样的节奏起舞。领舞的那位女士，正是我们家的仇人，我记得清楚，年少时家里吃饭，父母经常会在餐桌上念叨这人的名字，或者叫她“花娘”，是方言里对女性鄙夷的叫法。父母是故意的，故意把这份仇恨镌刻在我们记忆里，三十五年来，他们家通过各种无赖手段，强占了我们十几亩的田地，持续到现在。现在父母患病，早就顾及不到田地，对方可能更放肆了。我盯着她的正面，在路灯下映衬出棱柱状的光亮，额头和下颌可能还敷有薄汗，头发因花白而剪短，束在脑后。不知多少次，这张脸在幼时的梦中扮演了大反派的角色，最爽的一次是梦到地震，地面裂开巨缝，全村人都逃出来，唯独仇人家陷进去，却没有死，在地缝里活着，我每次在村里走动，跨过那条地缝，都能看到仇人在里面嘤嘤哭泣，而现实情况里，地震和巨缝从来没有出现过，他们家一直过得很好，远比我们好得多，这份仇恨也在我离家后消失殆尽，也可能是因为，在我见过更大的世面、更多的人之后，更大的仇恨替代了原来的，而这位“花娘”也随之还原为本来的模样，一个普通人而已。人类最初的模样就是如此平凡而普通，是我们赋予了太多定义，造就了太多的弗兰肯斯坦，我不知道在父母的大脑里，还残留着多少仇恨，在仇恨的外围，又环伺着多少遗憾，如同一层层向外扩张的同心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