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非违使与藏人所

药子之变前后，嵯峨天皇还创设了藏人所与检非违使两个新机构。藏人所设于弘仁元年(810)三月，“药子之变”的前夕，是为了对抗平城太上天皇掌控着的尚侍（内侍司），建立天皇与太政官之间的信息传递通道，使嵯峨天皇的命令能够迅速准确地传达至以太政官官僚机构。检非违使的主要职责是维护平安京的治安秩序，管辖范围也仅限于平安京内。检非违使出现之前，平安京的治安秩序主要是白天由京职维持，夜间由卫府巡查，弹正台也担负着巡察京中，纠弹非违的职责。由于彼时饥馑、疫病给平安京内的治安造成影响，京职、卫府、弹正台构成的律令制京中治安维持体系便需要加以补充，检非违使应运而生。藏人所和检非违使日后在摄关政治中都发挥了重大作用，这两大机构的影响力一直持续到了院政时期。
藏人，一般都由其他官司的官人兼任。藏人所初设阶段，作为政治性、军事性色彩浓厚的机构，武官、辨官、中务省、式部省的官人兼任藏人的情况比较多，但在9世纪后半叶发生了变化，经济性色彩逐渐增强，内藏寮等内廷性质的官司的官人兼任藏人的情况增多。嵯峨时代开始，在内里，除了藏人所以外，还相继设置了校书所、内竖所、进物所、作物所等诸所机构，这些内廷性质的诸所在9世纪末以后，虽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但也直接接受藏人所的命令。藏人是最接近天皇的男性官人，每当新旧朝代交替时，新天皇即位以后，都要重新任命藏人所的官人，一般新天皇都会选择自己信赖的人。藤原良房、藤原基经、菅原道真、藤原实赖、藤原师辅等摄关时代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都曾兼任过藏人头之职。
14世纪的北畠亲房在其著《职原钞》中，认为检非违使是合并“卫府追捕、弹正纠弹、刑部判断、京职诉讼”职能的机构，即“并归使厅”论。据此，不少学者侧重检非违使与律令制诸官司之间的对立性，认为检非违使的设置及其权力的扩大意味着检非违使逐渐吞噬律令制诸官司的实权，最终导致律令官僚制成为有名无实的体制。但是事实上，检非违使成立以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卫府、弹正、刑部、京职等诸行政机构依然在维持官人秩序、社会秩序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律令制规定的诸官司之间，其相互统属关系大致可以大分为以下两类：
①“相管隶”关系，即具有直接上下级隶属关系的官司间的“所管-被管”关系。例如省与其管内的寮之间、国与其辖内的郡之间的关系等。
②“因事管隶”关系，即无“相管隶”关系的官司间，因政务而存在的管隶关系。例如太政官与神祇官、八省、弹正台、卫府、京职、诸国之间的统属关系。
作为宣旨职的检非违使直属律令制国家的最高权力核心，显然与律令官制的诸官司之间，不存在“所管-被管”的统属关系，而是非“相管隶”关系。如前所述，弹正台具有让检非违使出动追捕犯人的权限，因此弹正台与检非违使之间虽然不属于完全的“因事管隶”关系，但也存在着一定的“因事管隶”关系，可称之为“有限因事管隶”关系。检非违使的成立并非是以削弱律令制下的各官僚机构职能为目的的，而是对律令官僚制行政能力的补强，以巩固律令制国家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