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作为话语的遗产 1

 启蒙理性和客观真理宣言颠覆了中世纪以宗教为主的知识观念。也就在这时，进步观念为欧洲殖民帝国主义的扩张提供了合法化的解释。殖民扩张使种族发展与民族文化认同成为与生物学或“血统”紧密联系的新话语，欧洲人也因此认为他们是人类科技、文化和智慧最高成就的代表。社会达尔主义的诞生又进一步巩固了社会统一性和科学理性，强化了认同、种族与欧洲文化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Trigger，1989）。
 19世纪的工业革命及其相伴的城镇化进程使人们丧失社会与地理安全感，法
国革命也改变了欧洲人的历史意识，打破了之前己经受到威斯特法伦条约挑战的领土主权观。民族国家出现了，民族主义作为凝聚人群并使其获得区域认同的纽带，促进国家形成合法化的元叙事。重商主义中产阶层的出现使封建主义让位于资本主义，瓦解了贵族的政治经济主导地位。总而言之，19世纪是一个“表达社会凝聚力及认同感和重构社会关系”的新时期（Hobsbawm，1983b：263）。民族和种族话语联结了认同、历史和疆域的概念，建立了一种“血统和疆域（blood and land）”学说（Olsen，2001：53）。正是在民族主义叙事的发展及现代性普及化的背景下，一种新的、我们现在认定为“遗产”的东西出现了。历史古迹衬托了现代欧洲，这些历史古迹因为熏陶大众而得到保护和管理，并作为民族认同、欧洲品位及成就的物质代表。正如Graham等（2000：17）所指出的，“现代就是欧洲，欧洲或欧洲价值（乃至美国）就是文化成就和社会进化的顶峰”。
 欧洲至上的这种民族认同价值观恰好与自由教育运动不谋而合，他们以教牧式的道德责任感去教化芸芸众生，培育他们的民族共同体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以促进社会稳定。所以，正如Walsh（1992：30）所说，博物馆是现代化条件下进步与理性叙事的产物，其文化身份根植于展览品与藏品中。博物馆也因此承担了一种帮助建设社会与民族身份认同的管理者角色，这些藏品的存在本身就证明了其民族的成就感与优越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