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集中

        信用体系“起初······作为积累的小小的助手不声不响的挤了进来，通过一根根无形的线把那些分散在社会表面上的大大小小的货币资金吸引到单个的或联合的资本家手中；但是很快它就成了竞争斗争中的一个新的可怕的武器；最后，它转化为一个实现资本集中的庞大的社会机构”。就此而言，我们发现“现代信用设施既是资本积聚的结果，又是资本积聚的原因。”让我们考察一下这是如何可能的。
       由信用体系带来的资本集中充分释放了技术变革和组织变革的力量和潜力，是这种变革成为资本积累的首要杠杆。规模经济更加容易达到了，家庭商号的组织能力所带来的障碍可以被克服了，大规模的工程（特别是内嵌在建成环境中的工程）也可以开展了。有了虚拟资本的辅助，在从事这一切时就可以不用过多地打断货币资本的自由流动了——危机期间当然不算在内。但是信用体系还提供了同技术变革和组织变革所具有的破坏稳定的作用相抗衡的手段。例如，股份资本的增长就是马克思所列举的对利润率下降的倾向起反作用的情况之一。如果一些业务的资本价值构成特别高——它们的主要成分是固定资本——它们就可以通过信用体系来阻止，从而不用“参加一般利润率的平均化”，因为它们现在只要“仅仅提供利息”，就可以被生产出来。过渡积累的流动资本可以“调换”到固定资本的一种有助于提高利润率的流通形式当中。资本的价值构成同样可以通过增进垂直整合来降低，利润率则可以通过加快周转时间来提高。就算一切办法都失败了，原始积累的暴力过程也可以在资本主义的正中心继续进行，因为到处肆虐的“信用冒险家”会通过使别人的资本丧失价值来赚钱——“小鱼为鲨鱼所吞掉，羊为交易所的狼所吞掉”。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包含了毁灭的力量；在为了约束这些力量而发动的斗争中，信用体系在上述所有方面都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工具。
        虽然由信用体系带来的资本集中的确是马克思最为强调的，但是分散的力量——新的生产线的开辟、分工的扩大和当代的资本主义组织形式当中内在的分散——也的确可以通过信用体系集结起来。货币资本的集中可能会与生产活动在组织上的分散相伴随。金融的组织形式与产业的组织形式之间由此出现了区分；同时，为了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又涌现除了特定种类的关系、因此，信用手法和金融花招的剧增对于维护资本主义就显得至关重要了，而且从这立场来看，这种剧增确实既是资本积累的结果，又是资本积累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