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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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80年代初，学者金观涛和刘青峰运用系统论、控制论的方法来考察中国君主专制时代的社会停滞问题，提出了“超稳定结构”的概念和理论，认为中国古代王朝有着巨大的修复能力，而在世界其他文明古国中，很少看到这种“死则又育”的再生现象。其中宗法一体化结构对完成新王朝权力秩序的修复和重建有重要作用，而宗法一体化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古代王朝的意识形态结构和政治结构中具备一些条件，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具备统一的信仰。（《兴盛与危机》、《在历史的表象背后》）这个观点算是对这一问题的一个较为系统的回答。美国学者艾森斯塔得在《帝国的政治体系》一书中谈到中华帝国权力秩序维持“超稳定”的原因时指出：通过各种礼仪和教育活动来维持士人阶层的忠顺，特定的技术和地理因素造成低水平的政治活动和政治参与，军事技术没有得到高度发展，帝国的若干组成部分通过灌溉系统而互相紧密依赖，这些因素的结合，使得统治者长期维持了某种程度的中央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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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祭祀目的上，古代中国的祭祀是现实政治统治的需要，古希腊的祭祀则表现为一种民族精神的鼓动，并无多少明确的政治意图。由于初始阶段即存在较大差异，所以在古代欧洲的帝国，皇家典礼主要是展示其作为国家象征的豪华气派，而在古代中国，国家祭祀典礼不仅仅是帝国和皇权的象征，而且本身就是帝国的重大政治活动，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政治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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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飞力教授在《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一书中所描述的“叫魂”事件，就说明中国古人的信仰秩序与帝国的权力秩序紧密相关，信仰秩序的失控和崩溃，就有可能导致权力秩序的崩溃。所以，从本质上讲，举行古代国家祭祀之重要目的就在于通过政治仪式性表演确立国家的政治信仰。英国著名人类学家拉德克拉夫•布朗对中国古代哲学荀子的关于国家祭祀仪式的论述非常推崇，只不过他称为“宗教仪式”，他说：“荀子这个古代哲学学派的观点认为，宗教仪式可独立于信念之外发挥其重要的社会功能，这一现象被看作是仪式功效。仪式使人的情感和情绪得以规范的表达，从而维持着这些情感的活力和活动。反过来，也正是这些情感对人的行为加以控制和影响，使正常的社会生活得以存在和维持。”并要求大家重视这一理论，因为“它不仅适用像古代中国这样的社会，也适用所有的人类社会。”（《原始社会的结构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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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研究的意义就在于：通过研究古代中国“国家祭祀”对古代王朝权力秩序“超稳定”延续的支撑作用，抽象出政治仪式于权力秩序的概念，希望能够从普遍的意义上思考二者的关系问题。当然，仅仅通过古代中国“国家祭祀”对王朝权力秩序的支撑作用之研究就想阐明政治仪式和权力之间的关系很困难，亦并不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