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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筑公路、开挖水渠、土地再开发等就业计划无论经济价值如何，都相当引人注目。一队队的志愿劳动者（自1935年起，参加公共工程的劳动被规定为义务)更造成了国家蒸蒸日上的印象。政府给的工资极为微薄，但若是不愿意为了少得可怜的工资去做苦工，就会被关进集中营里被野蛮地强迫端正劳动态度。只要接受某种紧急救济，就会被从失业名单上除名。失业率的急剧下降（失业的确减少了，但幅度不像统计数字显示得那么大)也使人信心大增，相信国家正在积极有效地振兴经济。创造就业，大量投资于建筑工程，对汽车工业实施税收优惠，采取措施加强对农业的保护，防止农产品价格下降以保护农民的利益（在后来的5年内，农民收入增加的速度是工人周薪上涨速度的3倍)，这些都是纳粹政权刺激经济的重大举措。此时离30年代中期还有很久，到那时，政府不惜巨资重整军备使经济复苏再上台阶，完全消除了失业，甚至出现了劳动力短缺。希特勒注重有效宜传，汽车工业因而大为受益。他上台伊始，就承诺对汽车制造业实施税收优惠，多修公路，多生产廉价的“人民的汽车“（虽然大众文车实到二战后才进人平民家庭)。1934年的汽车产量比大萧条前的经济巅峰期99年高了50%。公路建设如火如茶，高速公路的开通更是得到了大来旗鼓的宜传。1934年在公路建设上的开支比20年代中的任何一年都多一倍。国家对建筑业的投资刺激了私人住房建筑，众多小公司得以为建筑公司和为想给新家配备家具的消费者提供货物与服务，生意兴隆。
德国为刺激经济而采取的政策显然影响到了对外贸易。它仅靠自己的资源无法满足需求。但政府拒绝考虑让帝国马克贬值，这不仅是为了面子，而且也因为人们对1923年的惨痛经历仍记忆犹新，那时的恶性通货膨胀使货币成为废纸。马克坚挺造成了贸易逆差。结果，德国愈发倾向于缔结双边贸易协议，而不是融人世界市场经济，也愈加努力实现经济的自给自足。在德国国民银行行长、1934年起担任经济部部长的亚尔马·沙赫特(Hjalmar Schacht)的主持下，1931年银行崩遗后为控制汇率、管理偿债所采取的临时措施执行期大大延长。到
1934年，在外汇严重短缺、货币储备急剧下降的压力下，德国集中力量寻求与别国，尤其是与东南欧的国家达成双边贸易协议，由它们提供原材料，换取从德国运来（无一例外总是迟到）的制成品。这是德国在经济疲弱的境况中想出来的务实办法，并不是因为它预谋在中欧与东南欧建立统治地位。此法促进了那些地方的复苏，然而，随着德国经济力量逐渐增强，那些地区对德国的经济依存度不断增加，逐渐被吸入了德国的轨道。
对德国来说，经济复苏本身不是目的，而是附属于迅速重整军备，最终靠军事力量实现扩张的政治计划。到1936年，政府开支几乎比纳粹上台前增加了一倍，后来的两年内又再翻一番。公共开支最大的份额用在了军工产业的发展上，1936年是1/3以上，1938年则几乎达到一半。军火工业成了推动经济的最主要引擎。开始时，军队甚至消化不了希特勒想拨给他们的款项。但从一开始，重整军备便是明明白白的头等大事。1934年，沙赫特就通过在国家预算之外的“创造性会计法”提供了大量隐性资金。打造强大军队的努力自此迅猛展开。
快速扩张的军工产业像无底洞一样吸收了大量资本货物和原材料，这方面的开支增长大大超过了消费品的增长。
到1935年，出现了一个明显的问题。由于外汇短缺和货币储备的减少，满足迅速高涨的军备需求和拨出足够的资金进口粮食二者无法兼顾。1934年发生了粮食歉收，（1933年为推动农业生产，提高农民地位而成立的)帝国粮食署程序烦琐，效率低下，结果1935年秋出现了严重的粮食短缺。社会动荡的加剧引起了政权的极大担忧，迫使希特勒出手干预，以确保外汇不都用来购买军工产业急需的原材料，也得拨出一部分用于进口粮食。
到1936年初，经济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这是纳粹政权为使德国走出大萧条所采用方法不可避免的结果。解决困境只有两个办法：
要么缩小发展军备的规模，迈出重新融入世界经济的步伐；要么继续推行迅速军事化。后者意味着德国要努力实现经济上的自给自足。若是没有领土扩张，就不可能完全实现这个目标，而扩张领土则意味着早晚会打仗。1936年，希特勒必须在这两个办法中选择一个。他会选择哪个其实早有预示。纳粹党自掌权伊始就隐含了意识形态居首、经济居次的倾向，希特勒的选择明显证实了这一点。1936年，又一场欧洲大战爆发开始了倒计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