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书14

历史上，有三个国家都曾妄想占领阿富汗，掠夺他们的资源，第一个是英国，（1838-1919）从开战到撤军81年，第二个是苏联，（1979-1989）占领了10年，第三个是美国，（2001-2021）占领了20年，无一例外，他们并没有意识都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这个问题，或许全面战争开始到结束不需要多久，但要留守大量的兵力对于一个国家而而言确实压力巨大，再加上阿富汗独立武装部队太多，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小型战斗出现以及其他各种原因，最终，也就是前不久，最后一个占领国美国也撤军了，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日光之下无新事。

所以，阿富汗被称为“帝国坟场”，去年美国撤出阿富汗，印度还妄想接管阿富汗。[衰][衰][衰]

东欧的问题、漫长的中苏边境线、再加上邓小平打越南9个月后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这些事已经让苏联人疲于应付，而且由于中国已同美国实现邦交正常化，苏联领导人拿不准如果它进攻中国，美国是否真的会袖手旁观。

1979年8月29日第一个中国代表团赴苏联之前，邓小平指示说，代表团要向苏联转达改善中苏关系的两个条件：一是苏联要从蒙古撤出军队，二是不帮助越南占领柬埔寨。邓小平还建议双方同意不在边境地区驻扎军队。他指示王幼平，中国代表团不能示弱，不要急于达成协议。他说，来个马拉松比赛很好

苏联入侵阿富汗，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遭到全世界抵制，包括中国在内。

联在1979年12月入侵阿富汗，这支持了那些希望通过加强美中合作向苏联施压的人。1980年1月国防部长布朗抵达北京时，中方已研究了美国在武器出售方面的相关决策程序，搞清楚了美国考虑向中国出售技术的范围。中国向美方提供了他们希望得到的技术的清单，并同意以商业方式评估具体的个案。为了强调美国在向中国实施技术转移上的积极考虑，布朗举出了向中国提供陆地卫星D型（Landsat-D，一种收集自然资源信息的卫星）的例子，美国后来把它提供给中国而没给苏联。在这次会谈中虽然取得了一些合作上的进展，但中方并不想依靠美国的安全保护伞。他们仍然拒绝美方关于增加磋商和军舰互访的建议，不接受两国建立热线电话。[插图]

在邓小平认为同苏联交战的可能性减少后，他开始不再把国家资源投向军事现代化，而是转向其他三个现代化，尤其是陈云倡导的优先领域——农业和轻工业。军事现代化可以等一等再说。1979年3月19日，中国从越南撤军3天后，邓小平在中央军委科学技术装备委员会的会议上说：“看来，世界大战10年打不起来，不必那么急。现在军队的数量也太大，首先要把规模缩小……不要项项都搞，要集中搞几项。”[插图]邓小平眼光长远，但他或许还是低估了——尽管中国发展迅速——中国现代化所需的时间。他谈到要在2000年实现现代化

转：履历、资历和才能多重加持之下可以有效调和矛盾、搁置争议、推动现代化发展的独一无二的天降猛男

花费只及越南的六分之一、台湾地区的一半，但中国的人口却分别是越南的20倍和台湾地区的50倍。[插图]此外，考虑到1980年至1989年的通货膨胀，美国分析家估计这10年的国防预算名义上增加了，但军队可以使用的资金其实是下降了。[插图]

2021年中国年度国防预算1.35万亿，同比6.8%，约2090亿美元，美国同期7405亿美元。2021年中国GDP114.37万亿，国防预算占比1.18%

1980年12月华国锋靠边站后，邓小平成了中央军委主席，这一职位使他对军队事务掌握着无可挑战的控制权。1987年邓小平放弃了党的副主席和副总理的职务，但他一直保留着中央军委主席一职，直到1989年秋天才把它转交给江泽民。

由于缺乏雄厚的经济基础，毛泽东不能指望在所有领域实现军事现代化，所以他把资源集中用于他认为最关键的领域：导弹和核武器（中国于1964年试爆第一颗原子弹，1967年试爆第一颗氢弹）。[插图]毛给自己的继承人留下了一个不大的核武器库，它在数量和技术质量上都无法与美国或苏联相比；还有一些中程导弹和卫星技术（中国在1970年发射了第一颗卫星）。[插图]导弹、卫星和潜艇的研发在“文革”期间普遍受到保护。[插图]尽管如此，中国的军事技术在“文革”时期只取得了有限的进步，大大落后于互不示弱而有巨大军事投入的美国和苏联。

1949年建国。

1950-1952年抗美援朝。

1960年苏联专家全部撤走。

1964年试爆第一颗原子弹。

1967年试爆第一颗氢弹。

同期的美苏他们发展了多少年？从二战中获取多少利益？

1949年的中国被打的千疮百孔、百废待兴。这种对比就犹如壮年男子对着婴儿比划肌肉，说你力气没我大。

虽然我们核武器库不大，数量和技术质量上都无法与美苏相比，但它再弱小，也保护了我们。

打一场“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这一概念由淮海战役的功臣、后来领导研发先进武器的粟裕于1977年提出。在1980年秋天的一次会议上，中国的军事领导人开始就中国的战略指导路线形成了共识，即不再被动地诱敌深入，而是准备进行更为积极的防御。[插图]军事科学院院长宋时轮在1981年6月比较具体地阐述了“现代条件”的含义。

但是宋时轮说，还要有另外一些对策，因为中国不能放弃城市，还因为现代技术需要更长的供应线、对工业基地的保护、陆军和空军等多兵种的协作、更强的专业化。因此，(1)解放军要用阵地战阻击敌人，使其无法深入中国腹地；(2)不但要以步兵，而且要用包括空军在内的多兵种对抗敌人；(3)要准备保护战场之外漫长的后勤补给线；(4)军队应当放弃毛泽东时代由政委承担的政治工作，把这些工作移交地方，军队只集中精力完成军事任务。这些分析并不是由邓小平提出的，但是他支持解放军为了适应这些“现代条件”，而对现有指导思想、体制、训练和征兵方案进行调整的努力

战术核武器就是核大国的外科手术刀。现代战术核武器的小当量与高精度的载具配合，特别适用于对特定的目标发动外科手术式打击，同时又可以把附带的伤害降到最低。现代战术核武器的当量一般都在1000吨以下，说最小的可以到几十吨；目前制导炸弹的精度在5米以内、巡航导弹在10米以内、弹道导弹在100米以内，配合百吨级、千吨级的爆炸威力和正中靶心效果相当。

而且现代战术核武器往往对核爆炸效应做特殊的剪裁，比如中子弹、冲击波弹、核电磁辐射弹等，因此附带的破坏效果大幅减小，比如一枚千吨级的中子弹爆炸效力在半径1000米以内，各种核爆污染一周基本可降到安全水平。

而核小国面对核大国的战术核武器打击时就面临2个选择：投降或灭亡。如果以有限的核武反击，必然遭到更加猛烈的打击，结果真有可能就此回到石器时代。

实际上战术核武器也有可能在核大国间使用。战术核武器可以作为一种缓冲手段，在相互毁灭前发出最后的警告。比如，在未来xx战争中，z国发现美y国有干涉企图，可在y军前进线路上提前引爆一枚小型核弹，或直接以战术核武器击沉y军舰船，作为“对空鸣枪警告”。

1980年中国试射了第一枚洲际弹道导弹，并在不久后开始部署。早在1958年就开始了研制核潜艇的工作，1982年成功试射了第一枚潜基弹道导弹。[插图]在邓小平时代，这类系统的部署一直以适度的规模进行。[插图]邓小平时代结束后，针对李登辉1995年试图搞台独的举动，此类研发和生产的步伐愈发加快。

大军区经过裁军之后从11个减为7个，它们要针对边境地理和气候以及潜在对手的性质进行计划和战备。军队为此提出了要求，要用更多资金研发适合地区战争的关键技术，如坦克、大炮、航空电子设备以及指挥和控制系统。军事战略家在制订计划时的指导思想是邓小平所偏爱的速决战。他们仔细研究了其他国家运用这种战略的经验，尤其是英国在福克兰群岛（即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作战和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入侵。快速反应可以使其他国家和世界舆论来不及对结果做出反应。

11个军区（1979年5月）：沈阳、北京、济南、南京、广州、成都、兰州、武汉、昆明、福州、乌鲁木齐

7个军区（1985年6月）：沈阳、北京、济南、南京、广州、成都、兰州

5大战区（2016年2月）：东、南、西、北、中

邓小平说：“要有退休制度……军队干部的退休年龄要比地方干部小一些，因为军队要打仗。”[插图]退休是个很麻烦的问题。干部没有任期限制，他们因为“对革命的贡献”而有资格意识。虽然所有重要的军事决策都是由邓小平拍板，但他花费时间精力最多的还是裁减军队老干部的问题。邓小平解释说，就军费而言，“世界各国军费用到人头上的并不多，主要是用在装备上。我们有一个很不好的情况，主要是人头上花钱多。我们指挥机构的人太多，战斗部队并不多”。[插图]实际上，邓担任头号领导人期间，在几乎所有军队干部会议上都会谈到退休问题。

刚看了电影教父，发现所有的创业者都这样，一代讲人情义气，二代讲制度规则

为了使退休更具吸引力，他情愿让他们保留很多在军队中享有的特权——住房、用车、医疗，甚至优厚的收入。邓在1982年成立中央顾问委员会后，军队中的很多老领导成了该委员会的成员。

1985年6月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提出要将解放军裁员100万，有人认为这会削弱军队的战斗力，使中国在冲突中处于劣势

为了给复员军人找到就业机会，邓小平提出了特殊培训课程。他在1980年3月对中央军委常委说：“我建议组织各种训练班进行训练，训练什么呢？就是准备到哪个行业就专门学习哪一行的业务。”[插图]邓小平还继续他在1975年开始的恢复和扩大军事院校的工作。其中顶级的院校是1985年9月成立的中国国防大学，用于培养有前途的军官。1980年3月邓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重要讲话中说，“不打仗，部队军事素质的提高就得靠训练”

为达到这些目标，邓小平鼓励地方军工企业和军队工厂生产更多有市场竞争力的民用产品。邓甚至在三中全会以前就提出了这种战略，他说，中国应当摆脱严格划分军事与民用产品这种无效率的苏联模式。[插图]新政策要致力于满足受到抑制的对基本消费品的需求，减少政府的财政负担，为那些原本可能会下岗的人继续提供就业岗位。

部队单位把食堂变成了餐馆，招待所改为酒店，供应中心成了商店，军队医院向地方开放，接受平民付费看病。从1985年到1990年，军队企业的产值增长了700%。[插图]

为单一军工向多样化转变提供机会的另一个领域是农业。军队的国营农场受到鼓励开展多种经营，在市场形成后把其部分产品在地方食品市场上出售。由于军队占用着数量可观的土地，它们也把土地出租给开发商和其他政府单位或企业，甚至成为这些企业的股东。当外国公司寻找设厂地点时，很多部队农场用它们价值不菲的地产作为资本入股，成立可以得到西方技术的合资企业。

转：原来是有这个背景，所以军队才有经商，完成转型后，下一任领导人再禁止军队经商，使得军队更加专注。

另外我们市区有个海军陆战队隔壁有个188医院，原来也是这样转成军民两用的。

军转民的商业活动使部队干部有机会改善单位的住房、医疗和娱乐设施，对离退休人员也可以提供住房补助和其他好处。军事单位赚了钱，甚至普通士兵的生活条件也得到了改善。[插图]这些新的收入来源可以使官兵也成为邓小平改革的利益相关者。

为军队生产电子产品的内陆工厂在深圳成立分支机构生产收音机、电视机、计算器以及其他内销和外销的电子消费品，这样既可以更快地引入外国技术、打入民用市场，还可以把新技术转移到仍留在内地的工厂

转：金融政策的“溢出效应”是指一国国内货币政策在作用于国内经济变量的同时，也对相关国家的经济变量产生影响；反过来，国外的货币政策会波及到国内，使国内金融政策的效果产生扭曲，难以达到预期的政策效果，或称“溢入效应”。

1982年中共十二大后，大批军企转为民企身份，并获得了在市场上赚钱的机会，这一变化在1985年以后有助于减小军队的规模。例如，大批铁道兵和工程兵成了铁道部和首都建筑公司的下属单位。在10年内把深圳从一个小镇变为大城市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地方建筑公司，主要就是由过去军队的建筑单位在军转民之后成立的。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的简称。1982年5月由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和中央军事委员会科学技术装备委员会办公室合并组成。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管理全军武器装备研制、试验工作的领导机关,国务院管理各有关工业部门的国防科研、军品(含航天产品)生产和军品外贸工作的综合部门。1998年4月,原国防科工委与总参和总后有关部门合并,组建总装备部,原国防科工委撤销。5月,组建新的国防科工委,设1个办公厅和11个职能司,下设10余个军工集团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简称国防科工委，COSTIND）是在国务院、中央军委领导下统一管理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的工作部门，建立于1982年5月10日，主要负责组织管理国防科技工业计划、政策、标准及法规的制定与执行情况监督。已撤销，其大部分职能归于现在的工业和信息化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

外文名COSTIND

简称国防科工委

成立时间1982年5月10日

主任张庆伟

撤销时间2008年3月15日

·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的简称,是中央军委管理全军国防科学技术工业的机关。1982年5月组建,属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双重领导。1998年4月,与总参和总后有关部门合并,组建总装备部,原编制撤销。

不论军队商业化有多少好处，把军队与私人利益搅在一起，也造成了腐败和贪婪的机会，背离了军队奉献于自身使命的精神。很多军队领导人对非法敛财的行为以及这种行为对爱国主义战斗精神的侵蚀深感担忧。被这些问题困扰了几年之后，较下层的军事单位收到了禁止参与商业活动的命令。然而较高层的、专业化的商业活动仍在继续。

从1995年开始，由于江泽民在军事现代化方面所做的努力，军费的增加远高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很快就超出了阻止美国接近台湾所需要的能力；由于中国的能源要依靠海上通道，中国也开始发展海军，致力于成为一个全面的军事大国。邓小平给接班人留下了一支规模更小、教育水平更高、对现代战争的要求理解更深刻的军队，以及一个更强大的民用经济与技术基础，使他的接班人得以继续致力于军事现代化。

1995年的台海危机中国军舰上只能摆放着坦克向空中发炮，2023年的今天第三艘航母已经下水，大陆缺一个契机，缺一个当年的李登辉，只要再冒出来一个，收复台湾指日可待。

随着中国最后一个王朝大清国在1890年代的衰落，朝廷大员李鸿章面对西方列强，被迫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将中国一些沿海领土的控制权转让给西方国家。1895年甲午战败后，李鸿章将台湾割让给日本，1898年又与英国签订了租让香港新界的法案。因而，李鸿章被视为对洋人卑躬屈膝的卖国贼，是中国历史上最受诟病的官员之一。就像过去改朝换代的豪强一样，毛泽东收复了晚清政府丢掉的大部分中国领土，包括上海、青岛等地，但他却未能收回台湾和香港。这个重任落在了邓小平的肩上

1979年1月，邓小平在成为头号领导人不久后便宣布，中国对台湾和香港拥有主权和最终控制权，但允许这些地方享有高度自治。这一政策的基本思想是由周恩来提出的，但在邓小平当政的1982年得到了深入而系统的阐述，正式成为“一国两制”的政策。这项政策允许香港和台湾在5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继续保留不同的社会制度。

郑成功被刚建立的清朝打败后，率领明朝余部逃往台湾；22年后的1683年，当时统治台湾的郑成功的孙子同意台湾重归大清管辖。1949年蒋介石被中共打败后，也逃到了台湾。邓小平希望他在莫斯科的同窗、蒋介石之子蒋经国“总统”也会遵循郑家的先例。1979年元旦的全国人大《告台湾同胞书》宣布，如果台湾回归大陆，中国将尊重台湾的现状。邓小平也对萨姆·努恩的代表团说，如果台湾回归大陆，它可以保留自己的社会制度一百年不变。台湾必须降下自己的国旗，但可以保留军队。[插图]但蒋经国得悉邓小平的建议后，却做出了挑衅性的回应：他重申了增加军事预算、加强军力并最终光复大陆的意图。[插图]此外他也继续坚持台湾的“中华民国”代表全中国，立法院委员则是中国所有省份的代表。

据传八十年代小平同志与蒋经国在促谈第三次国共合作，等到1988年，许多手续已经准备好了，但万万没想到，就在这关键的时刻，蒋经国猝死。台湾回归祖国的怀抱注定是坎坷的，但也阻碍不了14亿国人收复台湾的决心

又称为“叶九条”

 (一)为了尽早结束中华民族分裂局面，我们建议举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祖国统一（注：一改以前“解放台湾”的提法）大业。双方可先派人接触，充分交换意见。

　　(二)海峡两岸各族人民迫切希望互通音讯、亲人团聚、开展贸易、增进了解。我们建议双方共同为通邮、通商、通航、探亲、旅游以及开展学术、文化、经济、体育交流提供方便（后简称为“三通”、“四流”），达成有关协议。

　　(三)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地方事务。

　　(四)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

　　(五)台湾当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管理。

　　(六)台湾地方财政遇有困难时，可由中央政府酌情补助。

　　(七)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愿回祖国大陆定居者，保证妥善安排，不受歧视，来去自由。

　　(八)欢迎台湾工商界人士回祖国大陆投资，兴办各种经济事业，保证其合法权益和利润。

　　(九)统一祖国，人人有责。我们热诚欢迎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民众团体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方式提供建议，共商国是。

里根总统致信北京，建议让副总统乔治·布什——他与邓小平和其他一些中国重要官员有着良好的关系——出访亚洲时顺道访华。中方没有当即做出答复，直到布什已经访问了几个亚洲国家后才通知美国，北京欢迎布什来访。布什在抵京后的最初几天发现，北京对售武问题依然态度强硬。

然而蒋经国有着多年与共产党打交道的痛苦记忆，他说他无法相信他们，拒绝了会面的邀请。[插图]此事过后，已届81岁高龄的邓小平再没多少理由指望自己能解决台湾问题了。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阻止台湾做出任何走向独立的举动，为他的继承者有朝一日重新控制台湾铺路。

两年后的1987年，蒋经国在病榻上废除了实行已久的戡乱法，使反对党合法化，从而为台湾的民主化打下了基础。他也第一次允许台湾人民去大陆探亲，但不能直接前往，而是要绕道香港。台湾人很快就开始前往大陆探亲，并在那里做起了生意。由于很难区分是否在大陆有亲戚，因此不久后便允许所有台湾人前往大陆。邓小平欢迎台湾人来大陆探亲和做生意，他把这视为走向最终统一的步骤，尽管在他生前也许不再可能实现。邓小平的说法是，“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

邓小平很清楚，中国可望在金融、技术和管理领域大大得益于香港。即使中国收回主权后，也要让香港继续保持繁荣。眼下的任务是减少“文”期间红卫兵的行为给香港商人造成的恐惧和反感。“文革”中的红卫兵不但迫害港人住在大陆的亲属，而且还涌入香港，让港人心惊胆战

邓小平在1978年4月成立了国务院下属的港澳事务办公室和以廖承志为组长的领导小组。廖承志可以说是这个职务的不二人选，他的家乡在惠州附近一个小村庄，距香港只有20多公里。另外他与香港和日本都有很深的渊源，他1940年代后期曾在香港居住，其堂妹是香港首席大法官的妻子。

澳门这块隔珠江三角洲与香港相望的葡萄牙殖民地只是个小地方，相对而言并不重要，其经济活力来自于香港；况且，虽然与葡萄牙的租约到1999年才到期，澳门实际上已处在大陆的控制之下。葡萄牙在1967年和1974年曾两次提出将澳门归还中国，北京已与葡萄牙达成协议，大体勾画出了归还澳门的方案。北京担心这个决定会对极不稳定的香港民意造成负面影响，因此一直对协议保密，公开的说法是还没有做好收回澳门的准备。对邓小平而言，“港澳”指的就是香港。

北京利用香港这个地方赚取外汇，进口技术，获取外部世界的信息。但是直到1978年以前，这个窗口只开了一道缝，大陆与香港的关系仍受到极大限制。大陆原本可以切断对香港的饮水和食物供应，但即使在“文”期间它也没有这样做。1960年代俄国人对中国批判修正主义听得厌烦，便恐吓香港人说，假如中国真反修，它不妨证明给世人看看，把家门口那块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收回去。北京则回答说，香港属于历史问题，要等到适当的时机才会加以解决。北京对香港的战略是“长远打算，充分利用”。

邓小平对殖民历史有大致的了解：香港岛在1842年鸦片战争后割让给英国，1860年又割让了大陆的一小块地方九龙，北边的“新界”则于1898年租借给英国99年，将于1997年到期。邓像中国的其他爱国者一样认为所有3个“条约”都是不合法的，都是在中国无力抵抗之际被强加的“不平等条约”。

华润集团则代表外经贸部和中国地方政府做生意。中国在香港也有自己的零售商店、情报组织、左派学校和工会。这些组织在写给北京的报告中一味吹嘘中共在香港得到的支持，这使邓小平等领导人低估了香港华人居民事实上对英人统治的满意程度。其实，大多数港人都害怕刚搞过“文革”的中国会对香港干出什么名堂。[插图]

1979年3月24日麦理浩与邓小平见面时，一些英国外交官已经开始猜测，1997年需要把租约到期的新界归还中国时，英国将不得不放弃对整个香港的主权，因为香港新界以外的地方无法作为独立的行政单位存在。但是当时的北京政权——它刚刚走出“文”，完全缺乏治理一个现代资本主义城市的经验，还留有在1950年代消灭大陆所有私营企业的记录——怎么可能提供维护香港稳定和繁荣所需要的明智领导呢？不仅香港的外国商人，甚至香港华人也疑虑重重。港英官员和很多普通市民都希望，即使英国人在1997年放弃主权，中国也应当允许英国官员继续管理香港

香港媒体有关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领导中国走上更加务实的道路的报道，也加强了他们这种感觉。第二年香港股市和房地产价格飙升

1981年初，邓小平同意开始就香港前途进行谈判。里根1981年当上总统后，邓小平知道自己不可能在台湾问题上很快取得进展。此时把工作重点转向香港，可以使那些对中国政府在收复台湾上表现软弱感到不满的爱国青年转而关注收回香港主权的斗争，而邓小平在这件事上稳操胜券。中国在边境一侧有大量驻军，英国在香港的一小批军队不可能进行有意义的抵抗。中国还控制着香港的食物和用水。此外，中国在1981年初已经和包玉刚等香港商界领袖建立了工作关系。当初为解决台湾问题提出的“一国两制”政策，可以很容易地用来为香港问题提供框架。如果在安抚港人方面取得成功，这甚至可能有助于减少台湾民众对统一的恐惧。

虽然英国不太可能派出军队保卫香港，但当时正值英军考虑出兵福克兰群岛（阿根廷称其为马尔维纳斯群岛），中国不能排除英国对香港有可能做出同样举动。邓小平一向会做最坏的打算，并解决了英国一旦出兵中国该如何应对这一问题。9月中旬，在玛格丽特·撒切尔到访北京一周前，邓小平与李先念等人见面时说，中国要准备把使用武力作为保卫香港的最后手段。

邓小平也担心从1979年到1997年这段时间里英国有可能留下“一些毒丸”，使中国在1997年恢复行使主权后的统治问题变得复杂化。英国有可能让英国公司参与大型公共项目，花光香港的资产，使政府债台高筑。港英政府有可能大量批租土地，不给中国人在1997年之后留下多少收入来源。港英政府还可能为政府官员加薪，使中国在1997年之后难以平衡预算。当时，邓小平还没有预见到他和其他干部后来才意识到的另一枚毒丸：用“民主”改革削弱政府的权力。

1、港督当年在香港独揽司法、行政、军队三大权力，可是，临到回归前，彭定康却要搞“三权分立”。

2、在撤离香港之前，英国人培育了一大批信奉西方价值观的公务员队伍，特别是亲英的高级公务员。

3、彭定康神秘的“BNSS计划”

据目前已经公开的解密文件显示，“末代港督”彭定康在离开香港前曾经草拟了一份“白名单”。

“白名单”上有50000个香港人的名字，他们“清一色”都是忠于英国、反对“一国两制”的所谓“精英人物”。

转书友：“钢铁公司”，这一雅号还是毛泽东所赐，毛泽东称他是“柔中寓钢，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

1997年之前挑起严重对抗或从香港撤走大批资金，中国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香港）的时间和方式另做考虑”。邓小平确实表示，他要与英国合作，他同意双方应当立刻通过外交渠道进行磋商。[插图]但是他又补充说，如果双方在两年内无法就主权移交达成满意的协议，中国将单方面宣布自己的政策。[插图]驻北京的外交官大都知道邓小平常用吐痰来强调重点；在场的人看到，邓小平和撒切尔会谈时，不时往痰盂里吐痰。[插图]

撒切尔夫人与邓小平结束会谈走下外面的台阶时，被一名记者的提问分神，脚下一滑导致膝盖着地。这一插曲被电视镜头捕捉到并在香港的晚间新闻播出，后又在香港电视上反复播出。这个画面给人的印象是，撒切尔夫人受到邓小平强硬姿态的震慑，差点磕了个头，幸亏有身边的柯利达搀扶才没有跪下

当她在香港的记者招待会上重复这些话时，英国外交部的中国问题专家听得不寒而栗，因为他们知道这些话会毁掉他们一直以来与北京达成的善意。不出他们所料，中方对此大发怨气。在撒切尔夫人访华后的一周里，香港股市下跌了25%，恒生指数从6月的1300点跌至10月的772点。[插图]

撒切尔夫人访华后中英谈判被推迟了，因为中方坚持谈判协议的前提和基础必须是中国1997年后完全收回主权，而撒切尔夫人不愿意接受这一条件。随后中国发出了警告：1983年2月底英国被告知，中方有关1997年后香港政策的单方面方案草稿已接近完成。实际上，假如不谈判，中方将在1984年9月宣布它自己的香港前途方案。[插图]北京的柯利达大使和港督尤德十分担心中方会向6月份召开的全国人大提交他们的单方面方案，于是在3月初飞回伦敦与撒切尔夫人协商。此时香港股市再创新低，乃至撒切尔夫人也开始相信中方不会在主权问题上让步。为了打破僵局，柯利达建议撒切尔夫人致信赵紫阳总理，说明她可以重申她在北京说过的话，但在措辞上稍加改动为：假如能够做出让香港人民满意的安排，她“准备向议会建议移交主权”。撒切尔夫人接受了这一建议，此信于1983年3月9日发出。由于此信没有满足中方关于谈判之前必须就主权问题达成一致的要求，中方没有立刻做出答复，过了两个月才同意开始举行谈判。邓小平后来对出席全国人大的香港代表说，他在谈判议程的顺序上松口，是为了让英国人摆脱尴尬局面。双方就下一步谈判达成的日程是：第一，有关1997年后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的安排；第二，1997年之前的安排；第三，主权问题。第一次谈判于7月12日举行，距撒切尔夫人访华已经过去了10个月

查理·芒格：宏观是我们必须接受的，微观才是我们可以有所作为的

转书友：1916年出生，1938年入党，1950年出任江苏省委书记。1990年2月在香港任上退休后的2个月带着二奶叛逃到美国。在退休前中央就发现他有诸多问题，让他在退休后回到北京或南京，但是一度对抗中央想就在香港或者就近的广东。为了叛逃做了很多工作，离任前准备好私人护照，让妻子先行回到北京，最终离任两月后带着情妇叛逃美国，2016年病死活了101岁。许家屯在香港任无视国法党纪，数典忘祖，上干了不少荒唐事甚至出卖国家利益的事。在香港培植亲信，擅自发表和中央不符阻碍香港回归的言论，利用香港舆论阻碍中央在大亚湾建造核电站。为了满足金钱私欲以创办公司探拓发展经验为名骗取中央一亿美金，公司破产中饱私囊。为了私欲接收英国人的提议，向中央打报告建议继续租借香港给英国。叛逃美国后继续出卖国家利益，1991年被开除党籍。好人不长命，王八活千年。

许家屯赴任前拜访的干部中也包括廖承志，但他在许家屯上任前的6月10日便不幸去世。后来邓小平宣布由李先念和赵紫阳负责香港事务。在北京处理香港问题日常工作的是前外交部长姬鹏飞，香港则由许家屯负责。

许家屯在香港的正式身份是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他以这一身份出席公开场合，但他的权力却来自他的中共港澳事务委员会书记一职，这也是公开的秘密。他的抵港引起了极大关注，因为他是迄今为止派驻香港的最高级别的中共官员。过去的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都是有外交部背景的广东当地人。许家屯讲普通话，他的上任表明现在香港已被中央领导人视为国家大事

许家屯离京赴香港之前，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对他说，他应当让大陆增加对香港的理解。杨由于常在香港过冬，与当地知识界关系密切。作为回应，许家屯聘请杨振宁的弟弟杨振汉在香港组建了一个不大的独立思想库，为中国官员分析及解释香港的经济及学术形势。许家屯还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带到香港，以便增进北京对香港及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