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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开始的时候，我谈到了因果关系的不同层面问题。我们作为个体为何会创造并接受这些狗屁工作，同这些工作为何会在历史上的某些特定时期、在某些特定区域激增，两个问题的答案绝对不是一回事。而造成这些历史变化的深层结构力量，与公众和政客如何应对这些变化所体现的文化和政治因素影响，也不是一回事。本章主要谈论了结构力量。毫无疑问，狗屁工作一直都有，但是最近这些年毫无意义的工作增速尤为惊人，与此同时，有意义的工作也在迅速狗屁化。尽管很多时候这被误认为是服务业兴起所致，但无用工作激增、有用工作加速无用化的现象，似乎跟金融影响力的不断上升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公司资本主义，是生产过程主要通过组织官僚化的大型公司来完成的一种资本主义形式，最早萌芽于19世纪末期的美国和德国。在20世纪大部分时候，大型实业公司都是不搭理甚至有点敌视“巨额融资”的。不管是早餐谷物食品制造厂的老板，还是农业机械制造厂的老板，若是让他们在自家工厂工人和金融投机者（投资者）之间选一个，他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自家工人。那个时候，管理者和员工之间的联结是超出管理者和金融力量的联结的，这一点我们从公司内部的组织形式就可以看出来。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金融力量和管理阶层（公司官僚体系中的最上层）才真正联结起来。首席执行官开始领取优先认股权，从而代替部分薪水，在毫不相干的公司之间来回跳槽，并以有权力裁掉大批员工而自豪。恶性循环就这么产生了：员工不再对公司忠诚，公司也不再考虑员工，在这种氛围下，自然需要增加对员工的监管和监督程度。
再往更深层次看，公司的这种组织调整后来引发了一系列的趋势变化，这些趋势变化影响深远，几乎波及从政治情感到科技研究方向的方方面面。这里举一个特别能说明这种变化的例子：20世纪70年代，银行依然是唯一热衷于使用计算机的行业。在经济金融化、信息产业繁荣发展和狗屁工作激增这三个趋势之间，似乎存在某种内在联结。[1]
这一切造成的结果，并不能简单归为资本主义现有模式的重新调整。从很多方面来看，这种组织调整标志着一种跟过去的深刻决裂。如果狗屁工作的存在看起来和资本主义的理念背道而驰，那么或许我们可以这么解释，即现有的制度并不是资本主义制度，至少可以说，并不是我们在亚当·斯密、卡尔·马克思、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和米尔顿·弗里德曼作品中看到的资本主义制度。现有的制度越来越成为一种建立在“抽租”基础上的制度，其内在逻辑（或者用马克思主义者喜欢的说法——“运动定律”）同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逻辑完全不同，因为在现有制度下，经济职责和政治职责已开始大面积融为一体。从很多方面看，现有制度都与传统的中世纪封建主义类似，领主、封臣、家仆……各种不同等级，没完没了地扩增。在另一些方面（尤为突出的是管理至上主义），现有制度又同传统封建主义很不相同。但旧有的工业资本主义并没有因此消失，而是被密密麻麻、千变万化地融合叠加在了一起。因此我们也就不奇怪为什么整个局面令人迷惑到如此地步，哪怕你身处其中，也完全没办法说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