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庚子与辛丑

但义和团是在西方和东方的资本主义势力深人中国城乡各个方面之后爆发的。它所抵抗的，是一种渗入自身，而又盘根错节枝叶相连的异己之物。在这里，外来的东西一部分已经内在化，一部分正在内在化。
1840年以来，西方的大炮运来了西方的商品和机器。在商品和机器的背后，则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它们楔入中国社会，使自然经济在万般磨难中一点一点被撕裂；又以外来的资本主义催发了民族资本主义。
对于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来说，这个过程具有原始积累的性质。但原始积累的血污同压迫民族对被压迫民族的掠夺又是合一的。成批成批的小生产者在这个过程里酸产失业，困苦无告，生计堵绝，不仅反映了旧生产方式解体时的历史阵痛，而且反映了一个民族在外来压力下的室息。比之前者，后者更易为直观所见。
    其二，“仇教”中蕴结着传统的民族文化心理。在近代中国，洋教比商品和大炮更多地输来过“西学”，并以此影响中国的一代知识分子。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曾是中西文化交汇的中介之一。但作为一种外来之物，它本身又是同中国的传统文化全然相悖的。上帝至尊的教义及其对多神观念和祖先崇拜的排斥，不仅触犯道教和佛教，而且直接践踏了儒学真义；形成于西方民俗和历史中的布道洗礼、忏悔仪式，在具有另一种民俗和历史的中国人眼里却是全无神圣意义的伤风败俗之举。两者之间，横隔着几千年岁月沉积成的不同文化心理。
政教分离对于政教合一的否定，曾是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性胜利之一。然而，欧洲资产阶级在中国却为教会争得了世俗权力。
痛恶的过程，又是以得自传统的观念去揣想被痛恶者的过程。庚子年间，拳民搜索教堂，“见蜡人不能辨，以为人腊。遇粤之荔支干，又以为人眼，相与痛詈西人，暴其惨酷”〔4）。当西什库教堂久攻不能克之后，民间又盛传“教士以女血涂其屋瓦，并取女血盛以盎，埋之地，作镇物，故咒不能灵”〔5）。这一类记述，不仅反映了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敌意，而且反映了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猜度。
    甲午一役以后，中国人士不欲为亡国之民者，群起以呼啸叫号，发鼓击钲，声撼大地。或主张变法自强之议，或吹煽开智之说，或立危词以警国民之心，或故自尊大以鼓舞国民之志。
在这里，深沉的爱国主义情感是同植根于自然经济的保守意识连在一起的；抵御外侮的强烈愿望是同陈旧的天朝观念和华夷之见连在一起的。这种矛盾，显示了一场正义的反帝群众运动中落后的封建主义内容。当旧式小生产者自发地充当民族斗争主体的时候，他们不能不在代表民族的同时又代表传统。矛盾不是主体选择的结果，而是历史规定性的体现。旧的生产力只能找到中世纪的：会理想，也只能找到中世纪的精神武器和物质武器。
    以理学自命的大学士徐桐，曾在书赠义和团大师兄的一联中发舒情怀：“创千古未有奇闻，非左非邪，攻异端而正人心，忠孝节廉，
只此精诚未泯；为斯世少留佳话，一惊一喜，仗神威以寒夷胆，农工商贾，于今怨愤能消。”）“攻异端而正人心”和“仗神威以寒夷胆”的前后对应，于赞颂拳民之中，表露了理学“圣道”与义和团“神道”之间的内在联系。“客或说桐日：‘拳民藉妖术以图一逞，宁欲倚之以平寇耶？’桐日：‘轮车、电邮、机械百出夷人亦妖术耳。警彼治疮，以毒攻毒，疾且廖矣。然则中堂能保拳民之必胜乎？’日：‘拳民神也，夷人鬼也，以神击鬼，何勿胜之有！”3）士大夫阶层是整断知识的劳心者。他们的非理性化，既反映了传统社会在民族矛盾面前的倔强和不屈，又反映了传统社会无可教治的没落。
在庚子事变六年之后，由洋务派发议而实现了维新派的主张，旧式士类自此而趋解体。这种变化又是压服者始料所不及的。
其三，朝廷“永禁军民人等人仇视诸国各会，违者问死”〔4）。作为政府禁令，它同庚子年间高谈“民气”的庙堂议论正是一种鲜明的对比。从后者到前者的转变，说明了以顾固抗外人者在顽固被压碎之后的完全屈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