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戈尔巴乔夫向民主派的全面妥协（692）

全民公决以后，苏联政权危机由执行权力机构危机（“倒阁”、“倒戈”）扩及到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立法机构危机（“倒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参与这场运动的力量从激进派扩及到社会其他群体，从俄罗斯扩及到其他共和国——苏联政权危机深度和规模迅速扩展，标志着其政治危机已经进入晚期阶段。
1991年4月24日，戈尔巴乔夫单独召集九个加盟共和国领导人，讨论稳定国内局势和克服危机的紧急措施。会后发表了联合声明，即“9＋1”声明。声明在联盟中央与加盟共和国关系上作了三方面巨大的让步：
（1）将签订新的主权共和国联盟条约作为克服危机的首要途径。通过这个条约，中央权限将被大大削弱。
（2）在联盟统一问题上，第一次承认波罗的海三国、格鲁吉亚、摩尔多瓦、亚美尼亚可自行决定参加联盟条约问题。
（3）自我否定了最高苏维埃的权威性。苏联宪法规定，改革联盟体制需要苏联最高苏维埃以修改宪法的方式进行。戈尔巴乔夫绕开苏联最高苏维埃解决联盟体制问题，一方面违反了苏联宪法，另一方面等于承认“9＋1”高于苏联最高苏维埃，不啻向激进派“解散苏联最高苏维埃”的路线跨进了一步。
因此，激进民主派欢迎“9＋1”声明的签署。…“9＋1”声明的签署，标志苏联政治斗争进入向激进路线全面妥协的新阶段。
哈佛计划”的基本思路是，在西方的援助下，进行激进的经济改革，建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制度。

政府反危机纲领和“哈佛计划”存在着基本的共同点：通过对苏联经济进行市场化改造，进入世界经济；维持实行统一货币和统一货币政策的共同的经济实体——联盟。但是在实行市场化改革的道路问题上，两个方案存在着根本的分歧。

阿里森直言“哈佛计划”为“大交易”（如果俄罗斯人愿意走向民主和与西方的合作，西方将支持它的经济改革）。与“哈佛计划”不同的是，内阁反危机计划没有秉承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没有强调进行民主制度改革。

对于这两者之间的明显分歧戈尔巴乔夫却强调，“哈佛计划”与政府反危机纲领之间没有不可克服的矛盾。还说要把二者结合起来，并综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建议，形成“总统纲领”。为了使“哈佛计划”付诸实施，戈尔巴乔夫绕开内阁，开始运作“9＋1”会晤机制。7月8日，戈尔巴乔夫与九个共和国领导人在新奥加廖沃会晤，就即将赴伦敦参加七国首脑会议基本立场达成共识。7月10日，俄罗斯、乌克兰、乌兹别克、哈萨克、阿塞拜疆、吉尔吉斯、塔吉克、亚美尼亚、土库曼10个加盟共和国签署了苏联内阁反危机纲领，并经苏联总统批准生效。7月16—19日，戈尔巴乔夫带着总统纲领参加了七国首脑会议。为了获得西方的援助，戈尔巴乔夫尽量采取激进的经济改革主张。然而，戈尔巴乔夫没有得到预期的经济援助。会议只是通过了一项缺乏实质内容的援助苏联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