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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走进办公室，两位厂长客气地招呼我坐下。我眼睛看着地板，吞吞吐吐地提起刘淑娥的事。他们的反应很怪，既不像知情人，又不像不知情。后来他们就称赞我“做得对”。我提出生活费的事，鼓起勇气诉说了我的困难。
似乎是，没有一个人想了解这种事的底细，只除了玉兰。而这个玉兰，我觉得她在这事上心术不正，所以我不能与她谈论。我觉得大家似乎是完全知情的，又似乎不太知情，实在是暖味得很。想一想，这种事是很没意思的，我在此地生活了几十年，作为一家之长，对于发生在鼻子底下的事居然是麻木到了这种程度。就连家里的小孩，都早就介人了那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