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 欢 娱

此次返印前，我一年平均只看一部印度电影。它们乏善可陈的情节通常让我撑不过开头就想作罢。更有甚者，海外市场在印度寻求的是没有情节的音乐剧：空有优美的歌曲却回避戏剧冲突，譬如《情到浓时》——基本就是包含十四首歌曲的加长版婚礼录像。这些印度电影纪舍弃了我在英美的家人仍旧保持的传统习俗。如今，印度的新人结婚时穿的服装、搭的布景、举行的仪式都是从他们每晚看的电影中学来的，新郎新娘跳舞时的乐曲不再是和原生家庭依依惜别的离歌，而是活泼热闹的宝莱坞歌舞。
在印度，我们的电影聚焦的是中产阶级年轻人的担忧：世代以来的父母之命、媒约之言。现在，所有人都指望依靠自己在大学（或出社会以后）找到真爱。人们指望女人看看电影便自学成才，懂得如何调情兼玩爱情的游戏。在海外，印度侨民想要的是都市化的印度，富裕又时尚的印度，他们梦想在其中长大并渴望于此刻居住的印度。所以他们要看的是没有波折的甜蜜故事，即便是死敌也能握手言和。浪漫轻喜剧正符合这一标准，一团和气，是可以在周末带孩子观看、好向他们展示何为“印度价值观”的不二选择。至于听着《罗摩衍那》长大的比哈尔和北方邦农村人则依然渴望诉说，渴望倾听，渴望更多的故事，所以专为他们拍摄的低成本电影才充满暴力、原始的性欲以及宗教色彩。如此看来，印度电影可以团结比哈尔人和德里人，甚至是比哈尔人和卡拉奇人，但没可能让比哈尔人和伦敦人的观影审美达成一致。
我幼时的孟买还没有电视。我那时的梦想比如今城里娃的梦想广大得多，因为和他们不同，我从小看的是比电视屏幕大几百倍的电影。电影给了我做梦的素材，我幻想着英雄救美，在千钧一发时挽回心上人的名节。我的幻想紧贴电影情节，而我那个年代的电影则紧贴史诗的情节。我生于城市，无缘听诵经人在日暮时分唱响哈里卡撒①，因此不得不去影院上史诗故事的速成班。尼皮恩航海路上没有电影明星，即便有也早已息影。童年的我不识电影人，就像我不识罪犯、妓女或政客一样。那时的电影以一种安全的、与生活脱节的方式存在，电影演员离我如此遥远，以至于我对他们的想象还不曾被现实打破。
我搬去美国后看印度电影，纯粹为了怀旧。花四美元就能在伊购影院一睹故乡的风貌。上大学以后，我益发认为家乡的电影荒谬可笑，渐渐不再观看。这次回孟买以前，我发觉若要和拍摄了这些电影的人言之有物地对谈，必须再上一次印度电影的速成班。我并不期待完成这份功课。
1998年夏日里的一天，我身处即便是印度人也不得轻易进入的阿鲁纳恰尔邦。高速公路旁茶水铺的老板娘不无自豪地说：“看那儿——咱们村水箱的边上，那是《烈火恩仇》的拍摄地，沙鲁.汗当时就在那里。”是电影为偏远的山郭写下新的志书，旧日的部落神诋已为来自孟买的新神所取代。而在毗邻印度的不丹，在只有一条街的村庄，张贴的电影海报上也有坦努加的名字。这个如此与世隔绝的国家却清楚孟买电影人的饮食习惯和最新徘闻，就好像他们和宝莱坞明星是天天打照面的邻居似的。
该怎么定义南亚人呢？一种说法是：但凡热爱印度电影——听见《崇拜》或《坪然心动》的主题曲会充满由衷欢愉的，就是南亚人。印度电影的台词便是我们的官方语言，印度电影的配乐便是我们的流行歌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