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养蚕业早在商周时就已相当发达

，桑、蚕、帛、丝已见于甲骨文和金文记载；《诗经》中对西周时蚕桑季节劳动妇女的繁忙景象有不少的描写；战国时期，丝织品有素、绢、缯、绫、纱等，“帛”是统称，其织造质量、图案设计和产品之多样，令人惊叹；西汉初期，精美的丝织物不仅畅销全国，供人们做衣、鞋帽、绳带、帘帷、帐篷等生活用品，而且还是出口的重要物品之一……缣帛，质地柔软，平滑光润，面幅宽（据《汉书·食货志》载：“太公为周立九府圜法，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匹”）,书写容易着墨，用来写书比竹木就轻便多了；阅读时，可随意舒展；收藏时，可以折叠起来或卷成一卷；写书，文字可以随事长短裁截成段，以轴为中心，由左向右卷成一束，称为“一卷”。因之，“卷”作为计帛书数量的单位，也是计算书中内容的单位。著录书的数量，有的称“卷”，如《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后汉书·襄楷传》：“顺帝（刘保）时，琅邪宫崇谐阙，上其师千吉于曲阳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皆缥白素朱介青首朱目，号《太平清领书》。”记述该书是白色的丝绢，红色打的格子，用青绸子作护首，写正文前用红颜色写题目。这是有关帛卷的较完备的描述；有的称“篇”，如《易经十二篇》；有的卷、篇并称，如《春秋古今十二篇、经十一卷》。后来，便把一篇完整的文章叫作一卷，或把几篇短文合成一卷；古今书籍称“卷”，始于帛书，并一直沿用至今。
春秋时期，帛书已经流行；先秦时期的一些书中，凡记述图书之事，常常简、yciUijOTYi53sRbb1n8NDw==帛并提。[2]8墨子说：“古者圣王，书之竹帛，传以遗后世子孙。”《韩非子》亦有“先王寄理于竹帛”的语句；秦汉时，帛书和简书已并行于社会。竹木简编连成书，极其笨重，但廉价易得，制作也很方便，则一直是普遍通用的书写材料；缣帛不仅价格昂贵且产品不易，故凡有意义和重大的事情，多写于帛；帛书还有竹木简不能胜任的特殊用途，如绘画、绘制地图、绘制简书中的附图和有纪念意义的或重要事件，以示郑重、珍贵。《太平御览》卷七八引应劭《风俗通义》说：“汉刘向为孝成皇帝（刘骜）典校书籍二十余年，皆先竹书，改易刊定，可缮写者以上素。”帛书和简书虽然材料不同，+K2HpY01p4zVmxKvpM9mnnhvkJahSQLp4HJelni/XVo=形式各异，但在形制上有许多相似之处。实物证明，帛书受简策影响，与简书的形式制度基本相同。在两种书籍制度中，简策还是主要的，《汉书·艺文志》著录中，“篇”多于“卷”就是证明。
俗语说：“有千年的纸，无百年的帛。”帛书容易腐烂，历史上出土不多，但无疑非常珍贵。现今所见到的古代帛书，最早是1942年在湖南长沙战国楚墓中出土的一件帛画，其次还有两汉、晋初的遗物。最重要的一次是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大批帛书，共20多种，有12万余字；字体为小篆和隶书，横摊着写的；有整幅（高约48厘米）、半幅（高约24厘米）两种；有些帛书用朱砂画着上下和两边的边栏，即后人称“朱丝栏”，先画好再写字，有的书没有画边栏，字也写得随便。主要是哲学和历史著作，也有一些自然科学著作，还有两幅湖南、广东、广西交界的地形图和驻军图，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地图。其中一些书，可能刘向、班固他们校理图书时都没有见过。这些帛书不但丰富了许多古籍内容，可作为校勘某些古籍的依据，同时为了解帛书形制提供了实证，填补了中国书史研究中帛书实物的空白。这是一次意义重大的发现，已由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整理，编有《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经法》《战国纵横家书》《五十二病方》《古地图》《引导图》等专书出版，可供研究。
在写字用“纸”没有发明以前，书写所用的帛也称为“纸”，随事截帛叫“幅纸”。[1]16《后汉书·蔡伦传》说：“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晋书》说得更详细：“魏（明帝曹）太和六年（232年），博士河间张揖上《古今字诂》其巾部帋（zh）今纸也，其字从巾。古之素帛，依归长短，随事截绢，枚数重沓，即名幅纸，字从系，此形声也。后（汉）和帝（刘肇）元兴（105年）中，中常侍蔡伦，以故布捣挫作纸，故字从巾，是其声虽同，系巾为殊，不得言古纸为今纸。”东汉发明纸张以后，写书改用纸张；到了晋代，纸已开始普遍应用，但帛书继续存在。《隋书·经籍志》载晋荀整理《晋中经簿》时，“盛以缥囊，书以缃素”。3世纪之后，纸书进一步得到发展，帛书逐渐减少。从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实证来看，缣帛作为书籍材料，大概肇始于春秋，使用帛书是从前7世纪以后到公元3世纪，有近千年的历史。[1]59帛书与简书同时存在，共同构成我国古代独具特色的简帛文化，推动图书事业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