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高考与应试体制》读书笔记

一
谈论高考，先要明确高考是什么，承担了哪些功能。在绪论部分，作者即对以上问题做了分析：高考是教育系统内部的选拔制度，首先承担教育功能，即对上为高等学校选拔优质生源，对下引导基础教育培养高素质人才，帮助个体实现更好发展。但在高等教育资源总体稀缺和“文凭社会”的大背景下，高考作为高等教育机会的分配机制，对每个阶层、每个家庭、每个个人都至关重要，不得不成为一项社会制度，承担许多社会功能，如社会流动（帮助弱势阶层实现地位跃升、优势阶层进行地位传递）和社会整合（维系社会稳定和公众对公平正义的认同）。
在较为理想的状况下，教育功能与社会功能的实现应该是并行不悖的。但在社会转型期，现行高考制度难以兼顾两种功能的良好实现，教育功能和社会功能之间常常呈现紧张和冲突的关系：基础教育沦为“应试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为高考服务，教育的本质和内涵弱化；促进高考教育功能回归的举措总因被认为有损公平而流于形式或搁置。
基于此，全书希望回答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应试体制得以形成的宏观社会结构因素是什么？第二，应试体制的微观运行过程带来了哪些社会后果？
在本书的前半部分，作者将高考制度置于中国社会宏观演进的脉络中，梳理导致应试体制的具体制度与社会条件。而在后半部分，作者结合自己的实地调研，系统“深描”了应试体制在区域、组织和课程教学等各个层面无处不在的运行及其特征，探寻相关行动者的行为模式以及其中所体现的逻辑。
二
要理解教育在社会分层中的作用，绕不开社会学在社会分层研究中的两个基本理论传统：功能主义传统与冲突论传统。功能主义将社会分层视为维持社会系统的普遍功能需求，认为教育是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有效途径。个体通过教育获得的技能水平是决定其所处社会分层的关键维度，实现了地位的生产。与之相反，冲突论则认为社会分层本身是不同集团力量不均衡的表现，教育是社会优势集团控制下实现社会再生产的工具。在两种不同的理论视阈中，教育与社会分层之间的关系呈现了截然不同的面貌。
考试之所以能够提供稳定的社会流动期望、塑造“想象的未来”，是因为其形式上的中立性符合程序正义，既为阶层优势的传递设立了严格条件，也拓展了实现阶层跃升的可能性。考试制度以形式上的个体成就或成功（比如在高考中获得高分）分配利益，与个人能力紧密相关。即使处于社会上层，也只有那些能够很好利用所处阶层优势资源、将其转化为自身能力的人，才有可能在考试竞争中取胜；与此同时，下层精英在缺乏资源的情况下，也能够通过自己的勤奋与努力实现向上流动，从而影响甚至改变社会阶层结构。不仅如此，考试制度背后所体现的是竞争性社会流动规范，“愿赌服输”，无论成功者还是失败者，对这一制度的认知和态度都会具有高度的同构性，价值体系得以共享。
但也要看到，高考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战斗，考生背后有整个家庭乃至家族的支撑和付出。在特定的时期，政治资本（如阶级出身）、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如学习习惯的养成、知识的耳濡目染）等都能转化为个人能力，帮助子女“赢在起跑线上”。
三
作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在教育领域的体现，我国于1952年即建立起全国统一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制度，通过统一招考和有计划地分配专业来满足高校招生需求、提升生源质量，同时解决重点建设领域人才紧缺等问题。除“文化大革命”时期被迫中断外，统一高考在70余年的实践过程中保持了良好的连贯性，并未从一开始就导致了应试体制的出现。这说明，应试体制的形成有更为系统和复杂的原因，受到社会流动规范与国家教育模式（特别是教育分流机制）的影响。
毛泽东时代，“两条腿走路”的国家教育模式导致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双轨并行”局面的出现：全日制教育（高中、中专等）承担提高教育质量即培养精英的重任，半工半读教育与职业教育（业余学校、速成学校等）主要承担普及教育的责任。前者为竞争性体系，个体通过考试进入更高层级的学校，最终进入精英集团（成为干部）；后者面向社会，学生毕业之后以参加生产劳动为主（成为工人等）。这一时期，对脑体倒挂、学优则仕思想的批判，集体和国家利益至上价值观对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愿望的抑制，将参加生产劳动视为政治忠诚等一系列意识形态领域的政治动员消解了教育与个人社会地位之间的利益勾连，帮助教育系统在小升初、初升高阶段实现对受教育者的分流。在这一结构中，大众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分解了精英教育所遭受的压力，以升学为目的的竞争性教育体系仅仅集中了一部分受教育者。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多重原因导致教育竞争的焦点向高考集中。第一，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和小考的取消，小升初阶段不再起分流作用，竞争性教育体系淘汰的起点后移到了中考。第二，由于市场体制的逐步深入和学校就业制度的改革，原先作为进入大学的替代性选择的中专、技术学校以及职高逐步丧失其地位教育或职业获得的功能，难以实现有效分流，考生为追求自己的利益和地位而集中于普通高中及其后的高等教育这个“独木桥”。第三，面对中国社会转型所带来的不确定性、经济收入的稳步增长和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子女数量减少，家庭开始将大量精力投入下一代的教育，增加了个体及其家庭对高等教育尤其是精英高等教育的需求。第四，起始于1998年的高等教育扩招在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高等教育机会总量，但是精英高等教育机会并未呈现相应的增长。在精英高等教育文凭的竞争力远远大于其他学校的现实下，竞争焦点再次上移，从上大学变为上好大学，进一步加剧了高考竞争的激烈程度。
四
在国家的高等教育机会总量尤其是精英高等教育机会总量相对稳定的条件下，统一高考制度程序化、标准化特征所呈现出的规律性能够为被这一制度所约束的行动者发挥能动性提供一定的空间。当教育系统完全围绕考试进行系统动员，学校组织和基础教育系统的运行以考试和升学为目标、学生发展被指标化为考试分数、学校变为考试机器，这种教育体制被称为应试体制。作者认为，应试体制就是基础教育场域中的各个行动者在与统一高考的互动过程中，基于自身的位置、资源和能力而构建的系统的行为策略体系。但它将教育工具化，抽离了育人本质，最终也会与教育的宗旨完全背离。
由于素质教育难以量化，在绩效考核的背景下，教育系统和学校将模糊的教育目标置换为明晰的升学率指标，围绕升学率开展升学锦标赛，构成了从政府到学校、再从学校到教师的逐层考核机制。升学率锦标赛为地方政府和学校带来两方面的激励：一是政府或者学校领导的晋升，二是由升学率所带动的巨大市场利益。面对同样的制度环境和升学锦标赛，不同地区的政府、学校、家庭、个人开始呈现出一种趋同行为。作者展开调研的C市、W县、W一中，与我们每个人所在的地方、所就读的中学似乎都别无二致。
为提升地区总体升学率，政府作为区域层面的第一行动者和权力最大的行动者，构建起不平等的学校组织网络（重点中学、普通中学），将优质资源集中向更高层次、更优质的学校。通过对生源市场进行强制性区分和对师资的逐层抽取，政府举一县之力集中支持重点高中发展，形成“县中模式”。所谓的“超级中学”模式，只不过是县中模式的进一步放大。但是，重点中学作为利益行动者，会利用其庇护地位和资源禀赋，在利益驱动下垄断生源市场，在实质上构成对非重点中学的资源掠夺而非“引领、示范”。此外，因市场经济而生的私立中学不遵守当地政府所规定的招生序列，利用灵活的机制和充足的经费在全县乃至全市范围内吸收优质生源和师资，进一步压缩了普通中学的生存空间。学生、教师的地位差距也由此被越拉越大，学生为了高考的程序正义而被迫接受质量较差的基础教育。
在升学率锦标赛中，学校教育变成了分类过程，教师、学生、学科、知识都是被分类的对象：为初三或高三专门配备应试经验丰富的优秀教师，其它教师只能在初一-初二、高一-高二循环；成立“校中校”“班中班”，在重点班对重点学生进行重点培养；科目只有高考要考和高考不考两类，要求学生尽早分科，为文理班分别配置相应的教师；考试科目分大小科，对语数外、物化生/政史地依次进行课时分配；考试大纲是最权威的应试纲领，知识围绕考试形成等级序列，核心知识牵动着教师和学生的注意力，边缘知识则被排斥在外……
在“精准”的分类、筛选基础上，学校对教师和学生展开了系统的、制度化的、精细的应试规训。教师通过全校层面的考试成绩分析会、集中教研和自我充电，完成对应试经验的积累、学习和实践；学生则在高度控制与精确管理的教育教学过程和时间管理制度中，只学习对升学有用的内容、排斥副科或“无用”的知识，参与制度化的考试（市县组织的大规模考试，月考、周练），通过做大量练习穷尽知识点考核方式的各种变化、提高解题速度和准确度，掌握采分点。教育本该包含的创造性、丰富性、复杂性、模糊性被不断地数字化、精确化，学生和教师的生活被压缩，个体在其中感受不到自己的成长。
五
刘云杉认为：中国传统教育有品鉴人性、涵养人心、安顿人身三项重要功能。但在当下中国社会，已被窄化为一种明确且急躁的期待——改变命运，通过教育实现社会阶梯的向上流动，获取职业、挤入等级、提升地位。在书中，作者也引用了这一观点。1949年以后的中国教育发展以及高考改革，都是在功利主义的话语体系下展开的。从宏观层面看，教育是人力资源储备的工具，是使国家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坚实保障，始终被作为国家利益话语体系的一部分；而在微观层面，教育被视为实现社会流动的途径，人们对于德性以及自身发展的追求被化约为地位的流动。虽然国家利益的话语在改革开放后逐渐转换为以每个家庭的社会流动为基础的社会话语，但这两个层面共同关注的都是教育的工具性价值，主导教育的逻辑都是竞争。教育的本体性价值，即教育对于个体之所以为人的意义和价值被部分忽略了。但在部分人看来，如果说没能实现人的综合全面发展是统一高考及应试体制之弊，那么与国家发展、社会秩序这些根本利益相比，利是永远大于弊的！
基于以上分析，作者认为：高考改革所要实现的是人在基础教育、学校生活中的回归。而高考改革的目的也在于通过制度的改革来重构一个新的基础教育领域，在这个新的生活世界中，学生和教师都是丰富的、充满灵性的个体。
在研究结论和讨论部分，作者也为破解这一困局给出了自己的建议，将弱化统考、放权于高校视为消解应试体制的可能出路，否则学校、教师、学生仍然可以在既定的应试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变换策略来应对目前调整考试科目、增加考试次数的“新高考”。只有当基础教育领域中的应试主体所面对的不是统一高考分数带来的取舍，而是不同高校根据不同专业需求选择不同生源时，其应试行为才有可能真正发生改变。但现在看来，要实现这一目标依然任重道远，高考改革仍待有识之士深入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