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桥兵变，黄袍加身

综合上述诸史籍记载，兵变前夕赵普、李处耘等人的谋划处置方略已大体可推知，即初夜一更时分，将士们便聚议于陈桥驿门外，然后群至赵普处商议兵变事宜，统一认识。至四更，方才商议布置毕，遂令赵匡胤帐下亲校急赴京城告知留守的殿前司将领兵变进程，做好策应准备；而其他将士奉赵普之令守卫在驿站内外、营寨中重要场所，持枪待旦。故《宋史》《东都事略》所载“夜五鼓”或“戊夜”时，军士方集于驿门议论的说法显然不确。又在筹划兵变的谈话中，赵普欲擒故纵之手段发挥得淋漓尽致，其中更须加注意的是赵普约束诸将“严敕军士，勿令剽劫”之语，次日赵匡胤又在军前重申，可见此一认识实是赵匡胤、赵普等主谋者的共有想法，且由赵普先公示于诸将，以观察众人的反应。
就在将士纷扰不已，赵普、李处耘等人布置兵变诸事宜的紧张时刻，作为主角的赵匡胤身在何处？史称当夜“太祖醉卧，初不省”，而《龙飞记》更是煞有介事地解释：“上以祖席连绵，困于杯酌，酣醉熟睡，殊不知军中之谋。”即赵匡胤白天在京城门外诸大臣的饯行宴上酒喝高了，故醉卧阁内而万事不省。当然，这实属诸事安排妥帖后的从容，而非如宋人宣称的是“天命”难违，世人攘夺不已的皇冠凭空落在其头上。当然这一份“从容”也应归功于宋《国史》的着意粉饰。
次日即四日清晨，陈桥兵变正式拉开大幕。据李焘《长编》记载：
甲辰（四日）黎明，四面叫呼而起，声震原野。普与匡义入白太祖，诸将已擐甲执兵，直扣寝门曰：“诸将无主，愿策太尉为天子。”太祖惊起披衣，未及酬应，则相与扶出听事，或以黄袍加太祖身，且罗拜庭下称万岁。太祖固拒之，众不可，遂相与扶太祖上马，拥逼南行。匡义立于马前，请以剽劫为戒。（原注：《旧录》禁剽劫都城，实太祖自行约束，初无纳说者。今从《新录》。）太祖度不得免，乃揽辔誓诸将曰：“汝等自贪富贵，立我为天子，能从我命则可，不然，我不能为若主矣。”众皆下马，曰：“惟命是听。”太祖曰：“少帝及太后，我皆北面事之，公卿大臣，皆我比肩之人也，汝等毋得辄加凌暴。近世帝王，初入京城，皆纵兵大掠，擅劫府库，汝等毋得复然，事定，当厚赏汝。不然，当族诛汝。”众皆拜。乃整军自仁和门入，秋毫无所犯。先遣客省使大名潘美见执政谕意，又遣楚昭辅慰安家人。殿前都点检公署在左掖门内，时方闭关，设守备，及昭辅至，石守信开关纳之。
但考诸其他文献，仍有不少疑问之处。其一，是谁入室内告诉赵匡胤兵变之事？《宋史·太祖纪》称凌晨，将士“逼寝所，太宗入白”其事；《宋史·赵普传》云“太祖北征至陈桥，被酒卧帐中，众军推戴，普与太宗排闼入告”，同于《长编》记载。然《龙飞记》则云当时“余（赵普）虑有不测，走白事由己”，赵匡乂并未同“入白”。《宋史·李处耘传》云李处耘与“王彦升谋，召马仁瑀、李汉超等定议，始入白太祖”，并未及赵普、赵匡乂二人。而《东都事略·太祖本纪》却云“迟明，军士控弦露刃，直扣寝门，相与扶太祖出听事”，则并无人先入通报，而是众将士直接闯入寝室，将赵匡胤扶出至大堂。其二，当时赵匡胤的态度如何？《龙飞记》云“上惊起，著衣竟，诸校扶出听事”，较《长编》“太祖惊起披衣，未及酬应，则相与扶出听事”，要来得稍从容些，而《宋史·赵普传》乃载当时“太祖欠伸徐起，而众军擐甲露刃，喧拥麾下”，实在太过从容，甚至不屑于掩饰了。其三，关于加身之黄袍，《龙飞记》《宋史·太祖纪》皆作“黄衣”，其意相同。对比当年郭威发动兵变时，其手下于匆忙中只是撕裂一面黄色军旗权当黄袍，此时赵匡胤的准备可谓充分。
黄袍披到赵匡胤身上以后的事情发展就颇为程式化了：众将士罗拜庭下高呼“万岁”。赵匡胤再三竭力拒绝，但众人坚决要求赵匡胤自立为帝，并一起动手将赵匡胤抬扶上马，“拥逼南下”。于是一件对宋初统治稳定，乃至对赵宋王朝得以长治久安影响甚巨的事件登场了。如前述《长编》所记载的：当众将士“拥逼”赵匡胤向京城汴京进发时，赵匡乂立于马前，请求颁下禁止兵变将士进入京城以后“剽劫”市民的命令，于是赵匡胤“度不得免”，就揽辔驻马，对众将士说道：“汝等自贪富贵，立我为天子，能从我命即可，不然，我不能为若主矣。”众将士闻言一齐下马表示：“惟命是听。”赵匡胤便与拥立者约法三章，曰：“少帝及太后，我皆北面事之；公卿大臣，皆我比肩之人也，汝等毋得辄加凌暴。近世帝王初入京城，皆纵兵大掠，擅劫府库，汝等无得复然，事定，当厚赏汝。不然，当族诛汝。”三军将士拥立赵匡胤代替后周，其主要目的就在于获取钱财，既然所拥立的新皇帝答应事成之后有重赏，自然应允照办。赵匡胤的这道命令使得陈桥兵变与五代时期其他频繁发生的兵变有了本质差异，从而使此次兵变成了天下由乱到治的转捩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