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文化大革命何以发动

上面的叙述表明，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中共领导层隐约形成两种思路：一种思路更加强调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主张采取较为灵活的政策；一种思路把发展置于平等目标之下，追求“一大二公”的理想社会主义。从一定意义上说，刘少奇代表了第一种思路，毛泽东代表了第二种思路。然而，这并不是始终一贯的状况，历史上并没有一条“刘少奇的路线”。每当毛泽东下决心扭转政策方向时，包括刘少奇在内的所有中央领导人都放弃原有主张，检讨自己的错误，追赶毛泽东的步伐。1953年关于新民主主义政策的存废，1956~1958年从反冒进转向“大跃进”，1959年庐山会议从纠“左”转向反右倾，1962年从全面调整转向阶级斗争，几个重大历史转折点莫不如此。原因在于，延安整风以来，把毛泽东与真理等同起来，几乎成了全党的共同意识。毛泽东不仅在党内握有重大决策的“最后决定权”，而且拥有意识形态裁定权。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只有毛泽东说了才算。每当党内出现意见分歧，毛泽东总是把问题提到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高度，这足以让所有持不同意见者都失去自我辩驳的能力。当然，这里还有一个政治共识问题。在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党内有着高度一致的认识，分歧只在达到社会主义目标的步骤和方法上。一种意见或做法即便在实践中证明有效，一旦被认为有背离社会主义的趋向和危险，自然就在意识形态上失去了正当性。
前文提到，有观点认为，如果没有毛在62年的强力干预，包产到户和市场经济可能会提前20年出现。共产主义天下大同是极梦幻理想的，在当时又有一位具有超凡魅力被绝对崇拜的领袖，可惜建国后20多年的社会试验在浪漫的诱导下空留残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