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品重于才干

可以这样说的：“公子纠是管仲的君上，公子小白是公子纠的仇人，管仲不为公子纠而死，却侍奉公子小白，这是忘君事仇，实为无耻之尤，夷狄之人恐怕也未必会无耻到这种地步。如果为了保存华夏而行夷狄之道，那么华夏与夷狄还有什么区别呢？”
是的，一般意义上的功利主义难免会生出急功近利的弊端，虽然收效于一时，却为害于无穷。秦朝就是一个为儒者津津乐道的反例，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儒家所寻求的是长治久安之道，认为只有当貌似迂腐的原则至上精神充分发挥出表率作用的时候，一个和谐、稳定而长久的社会才是可能的。当然，为申大志而不拘小节的管仲肯定不是一个完美的表率，甚至都算不上一个约略合格的表率。
以管仲为表率意味着这样的危险；假如管仲的能力和运气都差一点，在变节投靠公子小白之后，并未成就任何辉煌的事功，我们是否应该对他做出重新的道德评价呢？这也就意味着，一个人只要以兼济天下的雄心壮志作为借口，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背弃道德标准，当结果证明与其人先前的雄心壮志相去甚远的时候，危害已经造成多时了。这会鼓励所有人起而效仿，将道德、原则看作可有可无的东西。
并且，假若管仲堪为表率，那就意味着优异能力可以成为恶劣品行的护身符。社会表彰的仅仅是你的能力，而不是你的品行。唯才是举而不问品行的做法只有曹操那样的奸雄在乱世的特殊环境下偶一为之。①而为后世学者痛心疾首的是：这样做显然收效于一时而流弊深远，简直类同于寅吃卯粮，即严重透支未来的福利来应付眉睫的危机。
值得参照的是东汉韦彪在一次廷议中的意见。那是汉章帝元和元年，许多上书言事的人都说郡国贡举不以功劳和资历为标准，导致官吏懈怠，缺乏工作积极性，州郡长官应负主要责任。章帝请公卿朝臣商议此事，大鸿胪韦彪陈述意见：“治国之要在于选贤，贤以孝行为首，是以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德才兼备的人毕竟很少，所以孟公绰适宜做赵、魏两家的家老，不适宜做滕国和薛国的大夫。”（《通鉴》卷四十六）孟公绰云云是孔子名言，语出《论语·宪问》。赵氏与魏氏是晋国的两大家族，滕国和薛国是鲁国附近的小国。孔子的意思，是说孟公绰适宜做大国强族的家臣，不适宜做小国的朝臣。孔子为何会有这样的看法，无据可考，在汉人的一般理解里，是认为孟公绰德高而才寡，故而适合在政务简要的大国强族里发挥作用。最耐人寻味的是，韦彪将孝行列入贤而非德的范畴，认为治国之要就是选拔那些笃于孝行的人，至于这些人的才干如何，到底只是次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