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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书」的过分解读

蒙古与倭奴的关系是以高丽元宗政府为中介开始的。
最初是在至元三年（1266年），黑的（在倭奴广为所知，但他的身世与他的名字都不甚明朗。他有时被称为黑的儿，有时被称为赫德，有时又被称为赫德儿。从这些汉字的写法推测，他的名字应该是音译自阿拉伯语或波斯语中的Khizr，或者是Haidar的讹传「Heider」）与殷弘作为正副国信使，被忽必烈派往倭奴（殷弘在倭奴也比较出名。但我们今天除了知道他是当时的礼部侍郎之外，对他也是一无所知。但是在胡祗谲的文集《紫山大全集》中，出现了两处送别殷弘出使的诗文。在诗中，殷弘被略有夸大地比作张骞和苏武。王恽的《秋润先生大全文集》中也出现了吊唁殷弘逝世的七言律诗。胡祗通和王恽都是忽必烈统治时的中级官员，与他们成为知己的汉族人殷弘大概也是同样的人物，处于同样的立场）。
但是这两人只是到了濒临对马海峡的巨济岛之后就返回了——理由是「海路险阻」。也有可能是想回避责任的高丽一方故意带他们看了艰险的海洋。到底是黑的与殷弘两人的问题，还是高丽的问题，抑或是他们二人与高丽的合谋，其真相我们已不得而知。但总之能够确定的是，高丽人既不想让他们去倭奴，也不想自己前去。
但是忽必烈政府并不轻言放弃。到至元十一年（1274年，用倭奴国号文永纪年也是十一年）第一次远征日倭奴为止，忽必烈又向倭奴派遣了多次使节团。其中有四次安全抵达了大宰府，以忽必烈为名的汉文致倭奴国王书被转交到京都的朝廷和镰仓幕府手里。但倭奴方面并没有给出回信，只是置之不理。
这些国书与高丽国王的牒状（牒是官方公文的一种）都留下了抄本，被收藏在奈良的东大寺之中。其中最初的国书在某种方面上来讲可以说是最为重要的。这封国书写于至元三年八月，并于次年通过高丽传入倭奴。除了东大寺的抄本之外，《元史·世祖本纪》中至元三年八月丁卯条和《外夷传》的倭奴部分也记录了国书全文。
这封国书以「上天眷命，大蒙古国皇帝，奉书倭奴国王」开头，文章也极为简单，容易解读。其后半段有这样的句子：
　倭奴密迩（即「近」）高丽，开国以来，（此处抄本中有「亦」字）时通中国。至于朕（指忽必烈）躬，而无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国王知之未审。故特遣使持书，布告朕心（抄本中为「志」）。冀自今以往，通问结好，以相亲睦。且圣人（指治理天下的天子，此处即忽必烈）以四海为家，不相通时，岂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不宣（白）。
行文的确毫无波澜，这封国书就像是一封问候信。1334年元朝政府指导编纂刊行的《元文类》第四十一卷中，重新收录了五年之前颁布的政书《经世大典》中的各篇序文。在关于倭奴的部分中，每篇国书结尾都是「不宣白」，即「不进行宣白」，「不向群臣公开」。也就是说这个结尾句标志着对大臣们保密[东大寺的抄本结尾为「不宣」——《元史》中收录的两处都省略了最开头和最后结尾的固定句子。《元文类》中出现了三处「不宣白」，而且还附有标注。在东大寺抄本的影响下，迄今为止的国书都被读成「不宣」，而「白」则被硬放到了后边的句子中。忽必烈在即位后的第二个月，即1260年阴历四月七日向南宋皇帝发出的古汉语国书中用的也是「不宣白」。这样看来，只能说东大寺中收藏的著名的致倭奴国书抄本出现了错误。不过从意思上来讲，「不宣」和「不宣白」都是「不告知」。在拙著《大蒙古的世界》（角川选书1992年版）第247页中使用了「不宣」这一错误的表述，在此订正并表歉意]。
国书开头的「奉书倭奴国王」令人惊讶地表达出了忽必烈的低姿态。而且，与历代中华王朝向周围小国发出的「国书」相比，这种态度是前所未有的。原先这种书信的态度大多是傲慢无礼的，而且充满了恫吓倭奴的内容。因而有很多人认为倭奴采取顽固的态度也是无可奈何的。这样的反差实在是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而像是表现傲慢的首句「上天眷命」，实际上是蒙古特别是忽必烈政权时期使用在文章开头的定式用法（这句话从蒙古文直译为汉语是指「长生天的气力里」，再改为古汉语的文雅用法即为「上天眷命」。在前边我们提到的致南宋的国书中，唯一一次使用了「皇天眷命」的用法。但这是我们今天所能确定的蒙古首个古汉语圣旨开头用例，也不能排除最早使用「皇天」，后来又经修正和统一改为「上天」的可能性）。这样的定式句被普遍使用在元朝的汉语古文敕令中。这句话的字面意思是「奉天承运」，其实跟「那么」「某某敬启」等用以提示的表现方法类似，类似于没有实际意义的语气助词。史学家们将其当作傲慢自居的表现，这种解释是与事实相违背的。
与忽必烈给高丽国的制书和谕旨相比，这篇国书的行文更为简单易懂，甚至有种「亲切过头」的感觉。在这里可能会让人感觉到不自然（可能这篇国书是由蒙古原文结合文章情感翻译成古汉语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对照着每一个词语将它还原成蒙古文）。京都的贵族们对汉文自然不陌生，即使是镰仓的武士中可能也有不少人能读懂这样简单的中文。用这样的文字就能把他们震慑住的情节只能存在于小说创作的世界中。
国书中有一句「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有的倭奴历史学者认为这其中带有无可否认的威胁含义。但只要是对中文稍有了解的人就会知道这句话只不过是中文里的常用套话。用倭奴的汉语读法解读时，不论显得多么的严肃或严峻，那也终究是倭语的感觉。因此，凭这份国书解读出「蒙古的威胁」是一种误读。那么怀着这样的误读去分析当时的情况，势必引发更大的误解，这种过分的解读必须要避免。
况且在至元三年（1266年）八月时，忽必烈政权其实并无暇考虑征服倭奴。当时，忽必烈正忙于处理对阿里不哥战争和对李璮战争的后续事务，还没有正式下达营建元大都的命令。另外，对南宋的襄阳之战尚在两年之后；高丽方面元宗也只是刚刚站稳脚跟。从当时的形势分析，蒙古发动对倭奴的远征也是不太可能的。事情的真相是，忽必烈作为一名蒙古皇帝，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至少会先向倭奴派出正式的交往使节和亲善文书。
那么倭奴为何会一直保持冷冰冰的态度呢？从客观上来讲，毕竟至少忽必烈政权采取了稳妥的方式派遣了多次使节团，而且当时的国书也是采用方便倭奴人阅读的汉语文言写就。
即便倭奴认为蒙古别有用心，也应该采取一些适当的方式应对。最重要的应该是，越是危险的对手就越应该去了解。例如蒙古的野心有多大，本身是一个怎样的政权，包括高丽在内的国情如何等。国家政权层面的试探与交涉、兼顾外交的敌情探查等都是理所应当的。从成吉思汗时代开始，高丽在与蒙古交流时就会一直运用这些手段。这并不是邪门歪道，而是很正常的措施。
单用对大陆事态漠不关心的理由来解释倭奴的态度是不够的。「置之不理」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不代表「零」。它意味着即使惹怒对方也无关紧要的态度——有时甚至是主动激怒对方的手段。那时倭奴的当权者们大都给人一种只在国内互相应对，却尽量避开重要的国际事务的印象。当然，用现代的眼光去分析历史是不可取的。但我们无法否认，至少倭奴直到开战为止，作为国家应对外国事务的意识是十分淡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