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向托洛茨基主义

    中共在六大后，由于瞿秋白盲动主义路线的停止，全党的工作曾有一些起色。陈独秀本来想遵守自己的诺言，不为自己辩护，不再反对中央。所以，当汪泽楷从莫斯科参加六大回来劝他起来斗争时，陈独秀拒绝。但是，现在面对党内日益严重的“左”倾现象，在阅读了留学生带回来的托洛茨基从1923年起，一再批评斯大林在中国推行的错误路线，并多次提出国民党将背叛革命，共产党必须立即退出国民党的警告，而被斯大林的联共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否定的一系列文件和文章后，陈独秀一年多来苦恼的问题，终于得到答案，并且找到了知音。原来，他在大革命时期多次提出的“退出国民党”的主张，与在莫斯科的托洛茨基的主张和行动，以及遭遇与结果是不谋而合的。于是，他认为终于找到了大革命失败的根源——党内合作的国共合作路线。由此，他对托洛茨基也产生了由衷的敬佩之意，而对斯大林则更加厌恶。他以自己的亲身体验，完全赞成托氏在《中国革命的总结和前瞻》中关于大革命失败主要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错误指导的论述：“过去五年中，没有一个共产党，受共产国际机会主义领导之害有如中国共产党那样酷烈的”；“苏联布尔什维克党和共产国际的权威，始而完全帮助蒋介石，反对中国共产党之独立政策，继而又去援助汪精卫为土地革命的领袖”；“当反对派宣布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陈独秀）在共产国际错误指导下进行一种机会主义的政策时，就说我们是‘诬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们当时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无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