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保卫苏联”

    中共所以如此，除了积极执行共产国际指示，实权掌握在李立三手中的党中央，对形势做出了错误的估计。他们认为：“现在世界大战的危机日益迫切，而中国在帝国主义战争与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却是最严重的地方，所以我们必须坚决的去发动广大群众起来…然后才能执行在世界革命中的任务”，即“准备以国内战争消灭帝国主义成争，变反苏联的战争为拥护苏联的战争！”这种认识和情绪，反映了党中央对革命低潮形势的不耐烦，希望这次危机引起世界大战，早日促使革命高潮形势的到来。

    陈独秀对于党中央在中东路事件上的这种策略领不以为然。他终于打破一年多来的沉默，在1929年7月28日，致函中共中央，指出在中东路向题的宣传上，要考虑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应该把矛头紧紧指向国民党政府的误国政策。因为，不管是对苏联的战争，还是苏联退让后帝国主义各国间为争夺东北的战争，都要在中国做战场，“在战争中最受直接蹂躏的自然是中国人民”。他深刻地指出：“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政府，对于收回中东路的宣传，是戴着民族利益的假面具来欺骗民众，并且收了效果，不但小资产
阶级的群众，甚至有许多劳动群众也受了欺骗…这种情形不用说是于我们不利的。”

    面对复杂的情况下，陈独秀认为“我们如何宣传才能获得广大的民众同情”，要特别慎重！他直率地批评中央拿“反对进攻苏联”“拥护苏联”做动员群众的中心口号，“太说教式了，太超群众了，也太单调了”；“离开
具体问题说教式的单调宣传，只有最觉悟的无产阶级分子能够接受，而不能够动员广大的群众，反而使群众误会我们只是卢布作用，而不顾及民族利益”。

    《中共中央通告》第42号中有一段话说：“帝国主义对苏联战争开始的时候，毫无疑问的要引起本国工人阶级的革命，造成世界革命的高潮，这便是中国革命更有利的条件，而更可促成全国革命高潮更快的到来。”陈独秀讥笑这种宣传，认为它会使同志们很自然地做出奇怪的结论：“原来帝国主义进政苏联还有这些好处，我们让他赶快向苏联进攻吧！”他建议中央赶快补发一个通告，以取消第42号通告。

    如此尖锐地批评党中央（实际批评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在当时除了陈独秀没有第二人。陈独秀的意见是正确的，而且是十分宝贵的，在当时各方精神都十分充奋的形势下，他保持着清醒的头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