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爱的实践
行使任何一门艺术都需要有一些基本的东西,木匠艺术、医疗技术和爱的艺术都是如此。
首先要求有纪律。如果没有纪律,生活就会七零八落、混乱和没有集中。但最重要的是不要把纪律看作是外部强加的东西,而应该成为自我意志的体现,应该感到这是一种愉快,并且逐渐习惯于一种生活态度,一旦放弃它,便会惦记。我们西方对纪律观念最令人遗憾的看法(对其他的到底亦是如此)是,他们认为纪律必会使人难受或不适,纪律只有达到这种效果,才是“有用的”。但是东方人很久以来就认识到,与身心有益的东西必定使人舒适,即使开始的时候需要克服一定的阻力。
集中注意力是掌握艺术的一个必要条件。大多数人已经不会一个人安静的坐着。做一些简单的练习就能帮助他集中,譬如:轻松地坐着(即不要懒散,也不要紧张),把眼睛闭上,努力使自己的眼前出现一片白色,并排除一切干扰自己的画面和念头。然后可试着观察自己的呼吸——不要去想它,也不要去影响它,而只是要意思到自己在呼吸。另外还要试着得到一种“自我”的感受;我=我的自己+我的力量的中心+我的世界的创造者。至少每天早晨要做二十分钟这样的练习(如果有可能还有延长)和每晚睡觉前坚持练习。除这些练习外还有学会专心做一切事:专心听音乐、看书、谈话或欣赏图画。为了学会集中要尽量避免无意义的谈话,也就是不能成为谈话的谈话。如果两个人在谈论他俩所熟悉的一棵树的生长情况,或者在评论刚才吃过的面包的味道,或者在回忆他们职业上的共同经历,他俩的谈话可能是重要的,这就看他俩是否真的在谈论一件经历过的事,还是就抽象的东西交换看法。另外有关政治或者宗教的谈话也可能是毫无意义的,如果交谈者只是老生常谈,没有亲身经历的体会,只是交换一下看法而已。我这里还要补充一点,那就是不仅要逃避无聊的谈话,而且还要避免同不三不四的人来往。我这里指的不仅是要回避那些有破坏性的凶恶之人,应该回避他们,因为这些人会使人消沉和压抑,而且还指那些内心无生命力的人,那些思想和谈话都没有内容的人,这些人不是在谈话而是在闲扯,他们不会思考,只会把一套套的世俗之见搬出来。当然不可能永远回避这些人,有时也没有这么做的必要。在和这样的人接触中如果你不是像他们所想的那样,闲扯一通,而是直率地和与人为善改变自己的态度,这一方面是因为你的反应使他们大吃一惊,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自己也渴望从杜撰和陈词滥调中摆脱出来,走向现实。
第三个因素是耐心。学过艺术的人都值得要达到目的就必须要有耐心。
学会一门艺术还有另一个条件那就是对掌握这门艺术要有极大的兴趣。这一条件对爱的艺术如同对其他的艺术一样同为重要。但看起来,在爱的艺术中,业余能手的人数要远远超过大师。
上面我们分析了在实践所有艺术时必须具备的条件,现在我要谈一下掌握爱情艺术的必不可少的特殊条件。根据我对爱情本质的论述,获得爱的能力的主要条件是克服自恋。自恋倾向是人的一种态度,具有这种态度的人体验到的现实只是内心活动,主要是他们自己的贪婪和恐惧,对他们来说,外部世界的现象本身是不现实的,只有对他们有利或者威胁他们的事务才有意义。同自恋相反的是客观性,客观性就是对人和事物持开放的态度,能实事求是地看待事物。这个意义上的客观性就是能从表面深入现象核心的实现主义。同自恋相反,客观性的基础不是与外部世界毫无关系,而是有强烈的联系。
能进行客观思考的能力就是理智,以理智为基础的感情是谦恭。我们只有摆脱了童年时代妄图得到全知、全能的幻想,才能有客观性和运用自己的理智。这在爱的艺术的实践上表现在:能否学会爱取决于人的自恋程度和能不断培养自己的谦恭、客观性和理智。谦恭和客观性同爱情一样不能只限于生活的一些范围。如果我对陌生人没有客观的态度,那我对自己的家也不会真正客观,反之亦然。我想学会爱的艺术,就必须在任何情况下都力求客观,并且能注意到在什么情况下我没有力求客观,并对此保持清醒的状态。我应该努力去认识一个被我的自恋歪曲了的人的形象,同这个人的实际面目,也就是同我的利益、困难和恐惧无关的之间的区别。有无客观性和理智是学会爱的艺术的一个关键性条件,人们应该对所有与自己有所接触的人都能保持客观和理智。如果我们只对所爱之人保持客观,而对其他人就不需要有客观性,那我们很快就能发现我们既不能处理好自己同所爱之人的关系,也处理不好同其他人的关系。
爱的能力取决于我们本人成熟的程度,以及在我们同世界和同自己的关系中能不能发展一直创造性的倾向。这种脱离自己的过程、诞生和成熟的过程需要另一种品质作为必不可少的条件:那就是信仰。爱情是以信仰为基础的。什么是信仰?首先应该区别合理的信仰和非合理的信仰。我理解的非合理的信仰是指服从一种非理性权威的信仰(信仰一个人或者一种思想)。与此相反,合理的信仰是扎根于自己思想或感情体验的一种坚定的信念。合理的信仰首先不是信仰什么东西,而是一种确认,这种确认是符合建筑在自己真实经历上的坚定的信念。信仰是全部人格的一个性格特点,而不是特殊信念。合理的信仰牢牢扎根于创造性的智力和情感的积极活动。在理性的思考中,看起来似乎没有信仰的位置,但合理的信仰确实思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理性信念并不是只存在于思维和判断中,也存在于人际关系中。信仰是真正的友谊或者爱情的不可缺少的特点。相信一个人意味着了解这个人基本态度的可靠性和稳定性,了解这个人的核心或者他的爱。我这里不是说,我相信的这个人不可以改变他的看法,而是指他的基本动机保持不变。譬如,他对生命和人的尊严的尊重是他自身的一部分,这一点是不会改变的。
在同样意义上,我们也相信我们自己。我们意识到自我的存在,意识到我们人格的核心,这一核心是不易改变的,在我们的一生中尽管情况在不断地变化,我们的观点和感情也会起变化,但这一核心始终存在。这一核心是存在于“我:我们对自我意志的信念就建筑在这一个核心上。如果我们不相信自己,我们对于自己是意志的感觉就会受到威胁,就会依附于他人,而他人的看法就会成为我们体验自己同一的基础。只有相信自己的人才有能力对别人忠诚,因为他自己就能做出保证,他将来会保持不变,他将来就会如同他今日许诺的那样去感受,去行动。相信自己是我们能做出许诺的先决条件。在爱情方面,就是要把相信自己的爱情,并相信这种爱情能唤起别人的爱,以及相信这种爱的可靠性是爱情的基本条件。
相信他人的另一方面就是相信他人发展的可能性。孩子会走路说话,但不知道他将来是否能爱,是否幸福,是否能发展理智以及是否有特殊才能,是否能尽心艺术创作活动或才智出众,但仍要抱有信任。
相信他人的顶峰是相信人类。在西方世界,这一信念在宗教语言中表现在犹太——基督教的思想中,在世界范围内突出表现在近一百五十年以来的人道主义的政治和社会学思想中。同对孩子的信念一样,对人类的信念也建筑在这个设想上,那就是:在一定的条件下,人类有能力建立一个以平等、正义和爱为原则的社会制度。迄今为止人类没有做到这一点,所以就需要有深信人类能做到这一点的信仰。但是同每一种理性的信念一样,这一信仰绝不是相信会出现奇迹;它更多的是以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为基础,以及每个人的内心经历、对理智和爱的体验为基础。
非合理的信仰根植于服从于一种被看作是全知、全权的巨大势力、以及贬低自己的力量和能力,而合理的信仰是以相反的体验为基础的。我们相信一种思想,因为这种思想是我们自己的观察和思考的产物。我们相信自己、他人和人类不断发展的可能性,我们对自己的觉悟和成熟体验得越深,我们的信仰程度就越高。合理信仰的基础是我们自己的生产力。在信仰中生活,就是创造性地生活。从中可以得出结论:相信权力——在统治意义上的权力——和使用权力都是信仰的反面。对任何一种存在的权力的“信仰”(仅仅因为它是存在的)同不相信人类有向前发展但尚未实现的可能性是一致的。
产生信仰需要有勇气,也就是要能承受风险和准备受到痛苦和失望。一个把苟安和无忧无虑作为生活基本条件的人永远不可能有信仰。有的人把自己围困在一个狭小的天地里,并把同外界的距离和财产作为安全的保证,这样的人是把自己变成了囚徒。
培养自己的信仰和勇气可以从日常生活的点滴小事做起。第一个步骤就是要认识到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失去信仰,要看穿用来辩护失去信仰的各种借口,要认识到什么地方胆怯了并找了哪些辩解的借口;另外还要认识到每一次的自我欺骗指挥消弱自己,而越来越软弱又会导致新的自我欺骗,如此恶性循环,一直到人没有信仰为止。爱一个人就是要献出自己,而不期待得到回报,但相信自己的爱一定会唤起对方的爱。爱情是信仰的一种行动,信仰少的人必定爱得也少。
另外一种与实践爱的艺术不可分割的态度是积极的活动。“积极的活动”不是指非要干点什么,而是指人的内在的积极性,创造性地运用自己的力量。爱情是一项积极的活动,如果我爱,我对所爱之人就抱有积极的态度,而且还不限于对他(她)。在思维、感觉、看和听的活动中保持清醒、警觉和开放的状态是学会爱的艺术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有些人认为可以把自己的生活分为两个部分,这样在爱情的范畴可以有创造性,而在其他的范畴就不需要有创造性,这种想法只是一种幻想。生产力的本质决定了不会有这样的分工。爱的能力要求人全力以赴,要求人的清醒状态和生命力的升华,而这种能力只能通过在生活的许多其他方面的创造性的和积极的态度才能获得。在其他范畴没有产生积极性的人,在爱情方面也不可能有这种能力。
如果我们的全部社会的和经济的组织是以每个人关心他自己的利益为基础,并受利己主义的支配,那么请问我们怎么才能在现有的社会制度范围,既能活下去又能培育爱情呢?难道这不就是意味着放弃对世俗一切利益的兴趣和在极端贫困中生活吗? 我深信,认为爱情同“正常”生活水火不相容的观点只是在抽象的意义上来说是对的。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原则同爱情的原则事实上也无法一致。但是从具体分析来看,现代社会又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即使我们承认资本主义同爱的原则不能一致,但我们也还不得不承认资本主义机器本身来说具有一个充满如此矛盾和不断变化的结构,从而使得人有一定的可能保持个性不被同化,即个人活动的余地。把社会状态看作是决定命运的唯一因素,因此就回避“此时此地”自己的生存问题,这是“激进”的思想和普通人使用的危险借口。
应该这样组织社会,使得人的合群性和爱的本性不脱离其社会存在,而是同社会存在联合一致:应该使得人不再同自己的力量产生异化并且不再通过崇拜新偶像——国家、生产、消费——的方式去体验自己的力量。只有在这样一个社会,正如马克思所说,当个人的全面的发展成为所有的人全面发展的条件时,爱情才会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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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爱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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