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超我是淫秽的？

因此，齐泽克认为理应受到批评的不是拉康而是巴特勒自已，因为地把这种根本维度中的“行动”与对人的象征条件所作的述行改写（通过反复替换）混为一谈：二者并非一回事，也就是说，纯粹的述行改写虽然是一种破环性的等换，但是仍然局限于霸权领域，它好像在进行一场内部的游击战，用霸权领域的术语去反对霸权本身，就像中国古代历次农民起义。而更加根本的行动则对整个领域进行彻底的变革，它重新定义了在社会上得以维持的述行条件。两者具有关键的区别。“因此，一旦考虑到主导话语的边际改写后，巴特勒就止步不前了，她仍然停留在‘内部违犯’的立场上，作为一个参照点，这需要装扮成主导话语的他者，而这种主导话语只能被边际性地替换或者违犯。”（Zizk，2000：264）
    从拉康的立场看，巴特勒既过于乐观又过于悲观。一方面，她高估了通过述行性的改写或替换对大他者的功能进行扰乱的颠覆性潜力：其实这些实践最终会支持它们意图颠覆的东西，因为这种违越领域本身已经被大他者的霸权形式考虑到了，甚至就是由它造就的一拉康所说的大他者不仅是那些象征规范，还包括对它们的法典化的违越。俄狄浦斯秩序是一个巨大的象征矩阵，体现于一大套意识形态机构、仪式和实践中；这个坚固的实体是如此根深源远，以致述行性的替换这种边际性的小打小闹根本不能损害它。另一方面，巴特勒没有考虑到从整体上彻底重建基本象征秩序的激进姿势。
    正如我们在前面指出的那样，相比阿尔都塞和福柯，巴特勒的一个优点在于地敏锐地看到了主体/臣服的内在因素，也就是主体本身对臣服的依恋。这一点阿尔都塞其实也有所察觉，但因为没有充分考虑到其重要性而未及展开。比如他指出，当上帝在云间呼唤摩西时，摩西立刻回答：“是我！我是你的仆人摩西。你吩附吧，我听着呢！”因此，巴特勒认为象征认同（臣服）的基础正是主体对权力机制的“强烈依恋”。巴特勒将“原初依恋”解释为主体的先决条件，且据此指望主体能辩证地重新表述其存在的诸先决条件，能够改写和替换它们：主体的身份“将总是且永远植根于他所受到的伤害，只要它还是一种身份；但这确实意味着可能的再表述会改写和扰乱对臣服的强烈依恋，没有这种依恋，主体的形成和再形成都不可能成功”（Buer，1997：105）。也就是说，当主体被追作出选择时（拒绝伤害性的询唤就等于不生存），当他们在失去生存的威胁下被迫认同强加的象征身份（黑鬼、婊子等等），他们仍然有可能更换这身份，将其重新置于适当的语境中，使它为其他目的服务，让它转而反对其霸权性的运作棋式，因为只有通过连续不断的重复颁布，象征身份才能保持其控制力。在此我们发现，在反抗的效果上，虽然巴特勒与福柯截然不同：前者否认了反抗的革命性和顺覆力量，后者则给予了肯定；但是在二者那里，反抗发生的方式其实是一致的：通过不断的述行重复。齐泽克要问的是：如果象征认同的基础就是强烈依恋，那么针对权力展开的反抗就必然应该撼动这个基础，但仅仅对象征秩序做一些边际性的重新表述，是否真的就能从根本上改写象征秩序吗？就能实现真正的反抗吗？是否就能破坏臣服最基本的层面，也就是巴特勒所说的“强烈依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