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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牢记拉康为我们提供的教益：认罪只是消除我们焦虑的谋略。认罪表明主体已经降低了自己的欲望。所以，在克尔凯郭尔描述的一个步骤中、我们从有限之秩序中寻求坚定的支持，进而从对自由的眩晕中退却。这种退却本身是真正的堕落。更确切些说，这种退却是退向外部强加的禁令之限制，如此一来，那时现的自由就是违反律令的自由，就是陷人律令和违反律令的恶性循环的自由。在那里，律令导致了“使自己获得自由”的欲望而“使自己获得自由”的途径就是违反律令、“罪孽”则是律令本身固有的诱惑。向往与厌恶的含混不清，构成了焦虑的基本特征，这样的含混不清不是由欲望直接导致的，而是由罪孽直接导致的。律令与违反律令的辩证不仅表现在律令本身祈求对律令的违反，而且表现在它创造了违反律令的欲望；我们遵守律令，这不是“自然”、自发的；我们遵守律令，总是早已受到了“违反律令”这一欲望的调停，或总是早已受到了抑制“违反律令”这一欲望的调停。当我们遵守律令时，我们把遵守律令视为下列绝望策略的一部分一反抗我们要违反律令的欲望。所以我们越是严格遵守律令，我们就越能见证：我们在内心深处感受到了压力，这压力来自一种欲望——我们要沉溺于罪孽。
    在这个步骤中发生了变化的，是律令的身份：我们从心理学转人了“元心理学”的符号秩序，而这种秩序是寄生在主体身上的外部机器（extemal machine）。或者严格地用康德的话说，“堕落”乃是放弃我彻底的伦理自治（radical ethical autonomy），也，就是说，当我求助于他治的律令（heteronomous law），求助于被视为从外部强加于我的律令时，“堕落”发生了。我在无限中寻求逃避对自由的眩晕（dizziness of freedom）的支持，这种无限就是外部的一他治的律令本身。之所以说，做个康德派哲学家，还真是不容易，原因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