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之门

    一九九O年春，我和多多参加耶路撒冷国际诗歌节。其间被大轿车拉来拉去，那时从语言到时空全转向。只记得多多下死海游泳，爬出来后悔莫及—一下死海可不是闹着玩的。以色列是个准军事化的国家，到处是这样的景象：小伙子一手握枪，一手楼着女朋友，满不在乎地逛街。和以色列作家谈起中东危机，他们既对右翼政客不满，但又无能为力。说到未来，几乎个个目光游移，满脸沮丧。
    一晃十二年，整一轮了。这回我要到边境另一边去。
    进入九十年代，和平本来是有指望的。一九九三年九月十三日，拉宾和阿拉法特第一次握手，签署了自治协议。
一九九五年九月二十八日，他们又签署了第二个自治协议，紧接着以色列从西岸撒军。同年两人共获诺贝尔和平奖。阿拉法特结束了二十七年的流亡生涯，回到自己的故士。而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四日，拉宾被极右翼学生刺杀，为和平进程蒙上阴影。历史往往被偶然事件所左右。若刺客未能得手，时间箭头或许会指往另一个方向。也正是这偶然之手从芸芸众生中拎出布什和沙龙，让他们粉墨登场，给世界带来多少变数。二十一世纪正是在这样的变数中开始的。
    白日孤悬，紧贴着我们脑后，像无声的枪口。一只鹰翻飞，似乎想在大地上打开自己折叠的影子。哨卡出现了，大兵端着枪，检查车牌和通行证，附近的碉堡的沙袋上架着机枪。反方向的道路堵满车辆。向导告诉我，这条公路根本不许巴勒斯坦人的车辆通行。而这边的道路之所以畅通，说来很简单，我们的目的地是拉马拉（Ramallah），即阿拉法特在其中坐镇的围城。    
巴勒斯坦人流亡多年，其饭菜显然带有兼容性，丰富味重且细腻。让我吃惊的是，上好的葡萄酒竟是本地产的。我端着酒杯，在落地窗前看拉马拉夜景。一位优雅的中年妇女走过来，她叫塔妮娅（Tania）。她讲到她母亲，讲到围困中的日常生活。她指指山上那带围墙的建筑物，告诉我那就是以色列的定居点，它不断扩张，常无缘无故向这边开枪，伤亡了不少孩子。就在一个礼拜前，这儿满街都是坦克。达维什插话说，在拉马拉总共有一百四十辆坦克。塔妮娅在坦克的轰鸣中练声。不知为什么，这个意象一直纠缠着我。
    我们下了出租车，穿过校园，这和世界上别的大学行么两样。学生三五成群在聊天，字受车后的阳光。女学生乎很开放，都不戴蒙面纱巾。比尔泽特大学是巴勒斯坦第一所高等院校。初建于一九二四年，那时只不过是个小学，逐渐升级，直到七十年代中期才成为正规大学。这些年来，有十五个大学生在游行示威中被杀害。以色列当局经常强行关闭大学，自七九年到八二年，百分之六十一的时间是被关闭的。最后一次是八八年一月，关闭了长达十五个月之久。在此期间，校方秘密在校外组织临时学习小组。即使如此，很多学生要花十年工夫才能完成四年的学业。
    我溜出来在楼里转悠。大厅陈列着学生的雕塑。其中一件作品让我震惊：一个鸟蛋放在由锈铁钉组成的巢中。这想象让人心疼，只能来自受过战争创伤的年轻人。
    我们从大学乘车去拉马拉的一所难民营。所谓难民营，其实就是为被逐出家园的人所建的临时住处，说临时，好几代过去了，拥挤不堪。我们先来到难民营的文体娱乐中心。迎面是被坦克撞破的门，满地纸片碎玻璃，电脑乐器健身器材等所有设备无一幸免。
    几乎每堵墙上都有个大洞，贯穿家家户户。这是以色列新发明的爆破武器，嫌破门而人麻烦，索性穿墙越壁。看来，这种新技术带来新的串门方式，正在改变人类的礼仪传统。我们来到难民营小巷深处的一家住户。“客人”串门时，不仅毁了电视机，还伤了主人。我不懂阿拉伯语，而他们手势表情中的那种绝望与恨，一看就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