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

    一九二五——九二六年间，在称之为“哥萨克城”的我们的使馆区里（在一九五○年二月十五日的苏中公报中，这里被称为前北京兵营），我们和李大钊的住处相互挨得很近。每逢见面时，他的脸上总是现出和蔼可亲的笑容，我至今仍铭记着他的笑容。似乎他的笑容是在昭告世人：“看，能帮助我们获得自由的人来了，他们在自己的俄国已经实现了这一目标。”李大钊在同我国的军事顾问们单独谈话时，总是帮助他们了解中国当时复杂而又充满矛盾的军事政治形势。
    国民军第一军的指挥员中，也有从士兵提拔上来的人。这些人都没有在专门的学校里受过军事训练。他们都是靠自己的战斗经验，或者根据“古老”的传说，直至模仿“三国”时代中国传奇式的军师诸葛亮的军事手腕，来指挥部队。
    总之，国民军第一军不是一支能完成一些重大政治任务、能抗击诸如奉系这样的敌人的力量。
    我们直到二月二十二日傍晚才乘车离开郑州。我们坐的那节车厢没有一块好的玻璃，挤满了各个部队的士兵。二十三日早晨，我们到了临颍城。我们在这里被迫等了十二个小时，因为土匪或“红枪会”“把路毁了”。实际上，最多不过拆了一段铁轨。在正常的情况下，修复这段铁路有一个半小时就足够了。但是，一些“威武的”士兵和军官却利用这个机会，从列车上摘下了几节车厢，带着车头，开到徐州去了（向北），这样，他们自己就不去打仗了。
    谁也不去侦察，甚至瞭望都没人负责。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军官们很少到土墙上去望一望。二月二十六日下午，我看见了邓宝珊。他穿着便服，有些胆怯地在墙后的路上走过去。他探身朝射击孔望了望，尔后就回去了，啥都没问，也没同士兵谈话。
    奇怪的是中国人对步枪和机枪火力相当麻木不仁。在离老驻马店墙角一百一一百五十米远的敌我堑壕间的草地上，用帆布和树枝支起了一个小窝棚。一个中国老头就在那里晒太阳和放一只羊，对子弹的呼啸声全不在意。我建议营长将这个老头连同他的羊一起弄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以防流弹伤着。营长是不愿意执行我的建议呢，还是忘记了，我不清楚。第二天便在堑壕之间的绿草地上看见白花花躺着一只被打死的而且已经膨胀的羊，这似乎是对营长疏忽大意的活生生的责备。窝棚里的老头也不在了。
    敌人用四挺机枪猛烈扫射这两个居民点之间的空地。我们的头上，不断响着子弹的呼啸声。我们不得不将头稍稍低垂，因为交通壕有的地方只有半人深。突然我们听见有二个中国士兵在说话。这二个人在胸墙上边走着，互相激烈地争论并使劲打着手势。他们根本不顾机枪在扫射，似乎觉得这是不会伤人的昆虫在飕飕作响。
    就在同一天，我还目睹了一个类似的情况。几个士兵顺着开阔地从前沿堑壕到驻马店去。看得很清楚，他们的脚下不断扬起子弹掀起的灰尘，但他们既不想加快脚步，也不想躲进附近的深沟里。
    这是为什么呢？可能是中国士兵服役条件太苦了，而且前途无望，士兵的生活暗无天日，如同一个诗人说得那样，“死是他的美梦”。也可能是他们不晓得机枪火力的危险性，或者可能是由于他们信奉宿命论的缘故。
    不管是岳维峻，还是他周围的人，都不想按孙中山的学说在河南省实行某种革命的改革，他们并不赞许革命的改革。往好里说，他们对中国人民漠不关心，把人民看成是征税的对象。
我们苏联人，很讨厌坐黄包车。此外，我还要绘制测绘图，要是坐黄包车，做这项工作就不方便了。赵不那么守规矩，路上大部分时间都坐黄包车，不住地打盹。从闻喜往北的公路都修在汾河河套上，逐渐上坡。我们路过了金城（音译）。这是一个小地方，只有八百一十户人家和二十家商业、手工业企业。地势越来越崎岖不平，公路经常被沟室隔断。
黄包车，苏联人的一生之敌😂
    我们在广州期间，适逢工会代表大会召开。这类大事件在中国南方都是作为全民的盛大节日来庆贺的：鞭炮齐鸣，呼声震天。外来人也许会认为这是在攻城或是在巷战。这样的聚会结束后，我头昏脑涨，两天都没能清醒过来。据说搞这样的活动，每次都要耗费三十—四十公斤火药。根据全城从清晨到深夜鞭炮声一直未停这一点来看，这个数字不是凭空捏造的。这些火药要是让国民革命军用在北伐上，比方说用在攻克城堡上多好哇！用一两包炸药足可以在城墙上炸开一个缺口或炸毁城门，这样就不必踩着木制梯子爬城和用上百名战士伤亡的代价来铺填城壕了。
    在一次为庆贺攻克南昌而举行的宴会上，他（布柳赫尔）大致讲了这样一些话：“我们苏联人感到自豪的是我们有幸能传授自己的革命经验，为完成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一帮助伟大的中国人民从军阀和帝国主义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一而贡献力量和才智。为了彻底完成这一伟大的使命，我们准备流尽自己最后的一滴血。”
    就这样，由于命运的安排，在华南建立了两个政府：武汉革命政府和南京反动政府。武汉政府是“革命的政府”这一称号当时有些过分。政府首脑汪精卫和谭延闾都是意志不坚的人，无力将事态的发展引上革命的轨道，只是优柔寡断地听任事态的自然发展。他们一直对劳动人民的革命积极性惊恐不安。对于汪精卫来说，他在一九二六年“三二〇”事件期间的做法很说明问题，那时蒋介石企图实行独裁，而汪精卫却逃之天天了。因此，在后方问题顾问Н. Г. 罗戈夫从武汉去上海，在南京跟我见了面（四月十四日），并在谈话时告诉我武汉政府对蒋介石采取的是坚定的立场而且“决不妥协”时，说实在的，我对坚持这种立场的实际可能性是不相信的。
    当时上海热得要死，空气中的水蒸气达到了饱和的程度。我们闷得难受，汗如雨下，全身都起了痱子，痒得难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