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至第五章 历史和社会的负恩者 P108

日本的官商串联某种意义上从封建时代就已经埋下了伏笔。
到1876年，又把大名和武士的俸禄折成偿还期为5-15年的轶禄公债依次发给，其数额则按照每个人在德川时代的固定俸禄而定。这一笔钱使他们有可能创办新式的非封建性企业。“这是早在德川时代已经证迹俱在的商业金融巨子与封建土地贵族的那种特殊结合的最后确立。”
明治维新分为两派，一派为尊王派代表封建保守派，代表人物为西乡隆盛，另一派代表改良的激进派，希望能够改变日本封建制度，引入资本主义制度。同样对于明治维新改良不满的还有农民阶级，在日本等级制度下的封建时代，农民具有土地耕作的资格，而在明治维新下农民阶级背负了苛重的税负。
那么，是什么人使这个“政府”进行了如此激烈的、不得人心的改革呢？是封建时代日本那些特殊习俗就已经孕育了下级武士和商人的“特殊联盟”。
他们从来没有把自己的你任务看成是意识形态的革命，而是当做一项事业。他们心中的目标就是要使日本成为世界上一个有地位的强国。他们并不是偶像破坏者，既没有把封建阶级骂的一无是处，也没有剥夺其财产，而是诱之以厚禄，使他们转而永远支持政府。他们终于改善农民的待遇。其所以晚了十年，与其说是出于从阶级立场上拒绝农民对政府的要求，毋宁说是由于明治初期国库的匮乏状况。
不过，执掌明治政权的那些精明强干的政治家，拒绝一切废除等级制的思想。“王政复古”使天皇位居顶峰，废除了将军，简化了等级制。王政复古后的政治家又废除了藩，消除了忠于藩主和忠于国家的矛盾。这些变化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等级制的习惯，只是提供了一个新的秩序。
不论是政治、宗教或经济，明知政治家们在各个活动领域中都明确规定了国家和人民之间“各安其分”的义务。其整个安排与美国、英国截然不同，以致我们经常会忽视最基本的要点。当然，上面有强有力的统治，无需服从公众舆论的指挥。政府掌握在等级制上层人物手中，绝不包括选举产生的任务。在这一阶层中，人民没有丝毫发言权。
明知政府下的权利结构：普选产生众议院，虽有对政府高官的质询特权，但是并没有任命、决策、预算等的实质性权利，此外，还存在同一级别的贵族院的牵制（不经过选举），其中半数为贵族，另有四分之一由天皇敕选。
在所有亚洲国家中，不管在何种政治体制下，上面的权利总在向下伸展，而在中途和下面的地方自治权碰上。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则在于民主范围达到什么程度，负多少责任，地方的领导是否能对整个地方共同体负责，或者会不会被地方势力所垄断以致损害公众利益。
日本人的生活方式是，分别分配适当的权利并规定其行使范围。与西方文化相比，日本人对“上级”更加尊重——从而也给他们以较大的行动自由，但“上级”也必须严守自己的本分。日本人的格言是：”万物各得其所，各安其分。“
国家把一种宗教至于管辖之下，奉之为民族同意与优越性的特殊象征，其他信仰则听凭个人自由。这种受到国家管理的宗教，就是国家神道。由于它被视为民族象征而赋予特殊尊敬，就像在美国之尊敬国旗一样。因此，他们说国家神道不是宗教。所以，日本政府可以要求全体国民信奉国家神道，而不认为违反西方的宗教信仰自由原则。
日本明知维新创立的体制中军队具有高度的独立性，军队对于内阁的组阁有高度的约束能力。在工业发展上也走出了任何西方国家所不同的道路。
他们不仅制定计划，而且有政府创办并用财政补助他们认为需要的企业。这些企业由政府创办并用财政补助他们认为需要的企业。这些企业由政府官僚组织、管理。他们聘请了外国技术专家，并派人出国学习。而当这些企业，如他们所说，”已经组织完备，业务发达“之时，政府就把它们卖给私人公司。这些管办企业逐渐以”低廉得荒谬的价格“，卖给了那些经过挑选的金融巨子，即以三井、三菱两家为中心的著名财阀。日本政治家认为，工业发展是攸关日本民族存亡的大事，不能相信供求法则和自由企业。但这一政策又绝不是来自社会主义的教条。获利丰厚的正是那些财团。日本所完成的，是以最小的失败和浪费来建立它最需要的企业。
日本工业的起步顺序从重工业开始，关键性重工业发展开始都有非常高的优先级。
日本在等级制中对巨富授予应有的地位，并与之建立联盟。但如果这种财富不是在这一领域获得的话，日本的公共舆论就会猛烈攻击。
在那个世界里，人们的野心只能是那种世界所能塑造的野心。但是，等级制绝不是能输出的玩意。那些大言不惭的主张，在别的国家看来，实在是狂妄至极，甚至比狂妄还要恶劣，以至万分愤慨。而日军官兵到了各个占领国，看到当地居民根本不欢迎他们时，一直十分吃惊。日本不是给了他们一个地位了吗？尽管很低，但总是整个等级制中的一个地位嘛；等级制，对底层的人来讲，不也是很理想嘛？于是，日本军事部门接连拍摄了几部战争中的影片，描写中国人对日本人的”爱情”。比如，痛苦绝望、自暴自弃的中国姑娘与日本士兵或日本工程师相爱，找到了幸福等。这类电影和日本人纳粹式的征服行动实在是距离太远，只能是无用的。他们不能用自己的标准来要求别的国家。他们的错误就在于他们认为能够如此。他们没有认识到，他们自己心甘情愿地满足于“各安其分”的日本道德体系是不能指望别的国家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