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1947年5月5日，上海《大公报》发表了萧乾的一篇社论《中国文艺往哪里走》，文章质疑了国统区文艺界“称公称老”的现象，对当时左翼文艺界为郭沫若等人举行诞辰纪念活动表示不满，毫不客气地对以“祝寿”的方式建立起的权威话语发起挑战：
    “每逢人类走上集团主义，必有头目招募喽罗，因而必起偶像崇拜作用。此在政治，已误了大事；在文坛，这现象尤其不可。真正大政治家，其宣传必仰仗政绩；真正大作家，其作品便是不朽的纪念碑。近来文坛上彼此称公称老，已染上不少腐化风气，而人在中年，便大张寿筵，尤令人感到暮气。萧伯纳去年九十大寿，生日那天犹为原子问题向报馆投函。中国文学革命一共刚二十八年，这现象的确可怕得令人毛骨悚然。纪念“五四”我们应革除文坛上的元首主义，减少文坛上的社交应酬，大家埋首创造几部硬朗作品。那样方不愧对文学革命的先驱。那样，中国文艺才有活路可走。”
郭沫若与萧乾是完全不同类型的文人，他一直处于不断交能段实斗争和政治权力的申心，他对事物、形势的看法与更多地从理论角度进行思考、观察的萧乾有相当大的差别。萧乾则是深受美英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对于郭沫若充满火药味、鼓动性极强的贬损痛骂，很难找到对应的话语来回应。而郭沫若在《华商报》上连续撰文，对萧乾大加挞伐，也是借题发挥，针对者并非只是萧乾本人，还包括沈从文、朱光潜等自由主义文人甚至《大公报》的总编辑张季鸾、王芸生等人，其目的还是在维护他所代表的左翼文学的正统地位。然而不知是这种杀伤力极强的政治性批判，还是好友杨刚的劝说起了作用，最终萧乾转变了态度。他亦在《华商报》上发表了一系列表示“转向”的文章，如《五四的成果》《新方向，新生命》等，表达了对即将诞生的新政府的服膺。
    毋庸讳言，萧乾的目光是相当准确的，视祝寿这一政治文化运动本身确实是文艺政治化的集中表现。当文学依附于政治时必然丧失其自由精神、艺术价值，不可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发展。这种决定性的倾向为抗战胜利后、甚至新中国成立后的文艺界在全国文化领导权的矛盾和分歧埋下了隐患。但是，从萧乾的迅速转向这一行动中，又能够证明当时文艺秩序的强大规约力量。当文艺成为政治的喉舌，进人文艺图就等于进人了政治圈。虽然文人天性崇尚自由，在政治领敏却无法游刃有余，只能最终选择屈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