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拥抱云彩

阿萨德家族和塔拉斯家族抵达那个永远改变了他们和他们的国家的春天的旅程开始于六十年前。1952年秋季，哈菲兹·阿萨德和穆斯塔法·塔拉斯第一次在霍姆斯市的军事学院相遇。
最近才从法国统治下取得独立的新生的叙利亚共和国急于打造它自己的军官团体，正在征召志愿者。这对像踌躇满志、有政治头脑的哈菲兹和穆斯塔法这样穷困又好斗的外省男青年来说是个自然而然的选择。录取只需要九年级的教育和通过一场入学考试。学员们有房住、有饭吃，还有一份薪水。
哈菲兹有相当于高中文凭的业士（baccalaureate）文凭，是一个聪明的学生。他原本可以上大学，但这对他的大家庭来说会是一个负担。阿萨德家族，就像叙利亚西部海岸区域山区的多数住民一样，是阿拉维派——它通常被认为是什叶派的一个分支，其信徒被许多主流穆斯林视为异端，并在历史上受到压迫。（尽管对什叶派伊玛目阿里的尊敬和他们自己想要合群的愿望使阿拉维派和什叶派联系在了一起，但阿拉维派认为自己在文化和历史上不同于其他的教派；他们的部分信仰可以追溯至基督教。但总体而言，保密与隐瞒遮掩了阿拉维派的信仰与实践，这保护了他们，却也被他们的敌人用来反对他们。）
然而，在法国统治黎巴嫩和叙利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从濒临崩溃的奥斯曼帝国的领土中分割出来的国家——期间，阿拉维派和其他少数派的确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权。这是法国分治政策的一部分，该政策建立在保持阶级和宗教分裂并在当地人群中鼓动地方分裂势力，同时又对酝酿中的民族主义狂热情绪予以牵制的基础上。
独立后，叙利亚人希望为一个其各组成部分互不信任且被既悠久又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和裙带关系所影响的多元民族铸就一个建立在西方原则基础上的现代国家。哈菲兹和穆斯塔法进入军事学院时，一场转变正在发生，但大部分的经济和政治权力依然掌握在大地主和城市精英手里，他们不是属于占多数的逊尼派穆斯林，就是属于基督徒。社会的反差令人窒息；许多住在大城市的女人身穿最新的法国时装、上大学、在办公室里工作，而那些生活在毗邻的农村里的女人则穿传统服饰、用陶罐打饮用水。
穆斯塔法是逊尼派教徒，但和哈菲兹一样，来自农村，出身朴素。他是霍姆斯省拉斯坦镇一位农民的儿子。一家人耕作土地、畜养绵羊，而就像所有的拉斯坦女性一样，穆斯塔法的母亲在流经拉斯坦镇的奥龙特斯河（Orontes River）旁洗衣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塔拉斯一家变得穷困潦倒，穆斯塔法的父亲卖掉了他们祖传的房子，前往一个小地方，靠经营一家澡堂维持生计。
穆斯塔法没有取得业士文凭，但在叙利亚南部的一个村庄里找到了一份体育老师的工作，获得了一份微薄的薪水和一间狭小的居室。接着他决定报名加入军事学院，因为对于像穆斯塔法这样的人而言，成为一名官员是一条通往更优越的社会地位的道路，甚至是进入权力和荣耀顶峰的门票。1952年夏，就在哈菲兹和穆斯塔法去学院前，整个阿拉伯世界都为带领军官同仁们废黜受西方支持的埃及国王贾迈勒·法鲁克的年轻中校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感到兴奋。军官们承诺要统一阿拉伯人，从新成立的犹太国家手中夺回巴勒斯坦，并消灭封建和殖民历史的遗迹。然而，将雄心壮志与煽动群众的论调转变为现实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进入学院前，哈菲兹和穆斯塔法都是复兴党的青年领袖，该党于叙利亚独立一年后成立。复兴最首要也最重要的是一种意识形态——欧洲哲学、社会主义、阿拉伯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思想的有趣融合，其理论家是索邦大学的叙利亚毕业生。它的核心教义是，阿拉伯人必须经历超越地理和政治界线的转变和统一；他们必须摆脱帝国主义的影响，回归他们纯正的本质与德性。这便要求一次重生与复活，或者阿拉伯语中的baath。这些观念，连同社会平等和财富的再分配，吸引了像穆斯塔法一样因为经济状况而边缘化的人，或者像哈菲兹一样因为归属于宗教少数派而被边缘化的人。阿拉伯身份应当超越一切差别。
1953年1月，哈菲兹、穆斯塔法和另外十几名学员被从霍姆斯转移至北部城市阿勒颇，在这里，他们成为了年轻的叙利亚国家建立的新空军学院所接收的第一个班级。它并不大。它有一条跑道、六架教练机和一个老旧的兵营，兵营包含了学员们的宿舍、教官们的住所和一间公共食堂，据穆斯塔法说，食堂里的食物“甚至不适合喂驴”。
学员们要是谈论政治话题，就会有被开除的风险，但哈菲兹、穆斯塔法和志同道合的复兴党人依然在飞行训练课之间找到时间来进行活跃的政治讨论。他们一致表示了对阿迪卜·施舍克里（Adib al-Shishakli）,一位绰号为“阿拉伯的凯撒”、在1949年接连三次政变后统治叙利亚并同英国、沙特王室和美国结盟的将军的不屑。在复兴党学员们看来，施舍克里是“美国的宠物”。相反地，他们想要一位“挑战和抗争的领袖”。
当他们在政治上结盟时，哈菲兹和穆斯塔法也被彼此不同却互补的性格所吸引。哈菲兹是个十分严肃、内向、勤奋的年轻人，决心要干出一番自己的事业。另一方面，穆斯塔法英俊、合群、外向，渴望谈论自己的浪漫事迹。哈菲兹是领袖、老板和头脑，穆斯塔德则是他忠实、有趣和滑稽的副手——需要时也是他的肌肉。他们伏击室友，以此作为运动；穆斯塔法能够像摔跤手一样从背后把同学拎起来，这样哈菲兹就可以用自己硕大的前额撞击他。
穆斯塔法和哈菲兹还在学院里时，他们的复兴党与由一名煽动叙利亚农民起义反抗地主的富有魅力的律师建立的阿拉伯社会党合而为一。新的实体，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参与了颠覆亲美的施舍克里的起义。
穆斯塔法没能当上飞行员，在飞行训练期间，他被认为太过喜怒无常和大手大脚。因此他改开坦克，而哈菲兹则毕业成为空军少尉。
新锻就的军官们所面对的国家独立不过十年，刚刚经历了一系列军事政变、暗杀，以及军队内部有关叙利亚应当选择的方向及其在地缘政治中的地位的内斗。一些派系要求与纳赛尔的埃及结盟。他们的主要反对者是那些渴望与当时由一位国王统治的伊拉克结盟的人。这些军官希望叙利亚成为所谓的巴格达条约——一个由美国支持的组织，成员国包括英国、巴基斯坦、国王统治下的伊朗和土耳其——的一部分，对抗苏联在富油且具备战略价值的中东地区的侵蚀。共产党人也在军队中积蓄力量，希望看到叙利亚坚定地倒向苏联阵营。
和古时候一样，叙利亚正处在文明与意识形态的十字路口。
哈菲兹和穆斯塔法不过是尉官，但却参与了军队的密谋，就像多数复兴党军官一样，他们相信生存意味着加入纳赛尔主义者，反对其他派系，特别是在纳赛尔的人气随着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而飙升以后。
1957年秋，哈菲兹被派驻至大马士革的迈宰空军基地（Mezzeh airbase）时，穆斯塔法是被派往阿勒颇展示军力以阻止土耳其入侵叙利亚的陆军代表团的一份子。在和英国一同希望刺杀大马士革的共产党关键人物和纳赛尔分子，以便扶植一个亲西方政府的美国盟友的要求下，土耳其人在边境集结了部队。 
被派驻北部期间，穆斯塔法和阿德南·贾布里（Adnan Jabri）结成了朋友，贾布里是一名年轻的陆军工程师，出生于当地一个显赫的地主家庭。阿德南在美国求学后，最近和他的美国妻子一起回到了叙利亚。他向与家人变得亲近的穆斯塔法介绍了自己的妹妹拉米娅（Lamia）。
在阿勒颇附近贾布里的乡村住宅中享用的无数次午餐期间，穆斯塔法见到了贾布里的一位朋友，美国领事罗伊·阿瑟顿（Roy Atherton）。美国为苏联在叙利亚北部的影响感到不安，阿瑟顿等人便被派来这里监视局势。美国人认为在新生的叙利亚军队和国家中，共产党人和纳赛尔主义者更值得担忧，也更难对付，在对抗他们时，与像穆斯塔法一样雄心勃勃的复兴党人达成关系或许能有所帮助。美英在1957年的密谋还没有付诸实施，但穆斯塔法与阿瑟顿的熟识稍后在他和哈菲兹登上权力顶峰时打开了一扇通往华盛顿的关键秘密通道的大门。在复兴党的宣传中，美国人应当是敌人，但渴望权力的朋友们准备好了要为获得成功而与魔鬼结伴。
一段短暂的求爱期后，穆斯塔法于1958年初娶了拉米娅。他们的头胎是个取名娜赫德（Nehed）的女孩。  就像成为陆军军官一样，入赘富裕且拥有土地的贾布里家族对于来自拉斯坦的穷困年轻人来说也是向上迈进的一大步。
后来哈菲兹也在同一年选择了相似的配偶，娶了艾尼塞 ·马赫鲁夫（Aniseh Makhlouf） ，出身他的社区中一个较富裕家庭的阿拉维派教徒。起初马赫鲁夫一家表示反对，鄙视哈菲兹的农民出身和复兴党员身份——他们反对复兴党的泛阿拉伯主义理想。
但同年，埃及和叙利亚统一在了纳赛尔的领导下——向更广泛的阿拉伯统一前进的第一步。埃及和叙利亚分别成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南部区域和北部区域。复兴党人最卖力地推动联盟，认为它将消灭他们在叙利亚的反对者，并使他们成为和纳赛尔平起平坐的伙伴。他们的赌局几乎立即就被证明是赌错了。尽管纳赛尔任命了一名复兴党人作为他的副手，他对联盟的条件却是解散叙利亚境内的所有政党，并将叙利亚军官从政治生活的任何角色中排除出去。纳赛尔计划实施铁腕统治，他的地位也因为统一公投后立刻对叙利亚进行的多次访问期间获得的群众支持的前所未有的剧增而显著增强。
“这是你的人民，贾迈勒！”叙利亚《日子报》（Al Ayyam）的一张数十万叙利亚人堵在大马士革市中心来看一眼成为数百万阿拉伯人偶像的领袖的照片上方的标题喊道。
复兴党领袖羡慕纳赛尔，但对大部分叙利亚人来说，他是一个独立十二年后感到漫无目标、四分五裂的社会的拯救者。然而，稳定的承诺转瞬即逝。通过他在叙利亚当地的爪牙，纳赛尔残暴地压制任何一丝批评。全盘的国有化和土地改革导致该国的上层工业家和地主出逃，主要逃向邻近的黎巴嫩。这个强大的阶层开始策划让叙利亚摆脱和埃及的联盟。
感到被纳赛尔欺骗的复兴党人同样产生了幻灭与愤怒。被纳赛尔认为构成威胁的复兴党军官，包括当时分别持少校和上尉军衔的哈菲兹和穆斯塔法在内，于1959年被转送至埃及各省。两人最终前往开罗，他们的妻子在那里与他们会合。1960年，塔拉斯夫妇有了第二个孩子，一个取名为费拉斯（Firas）的男孩。同年，哈菲兹的妻子艾尼塞生下一个女儿， 布莎拉（Bushra）。她也是他们的第二个孩子；他们的长女在他们抵达埃及时生病离世。
1961年春，所有的迹象都表明与埃及的短暂联盟即将瓦解。军官们——多数是逊尼派教徒，被富裕的家族所支持——密谋在叙利亚夺权。这些人对美国及其盟友态度友好。当时，西方国家不止在对抗同苏联结盟的纳赛尔，也在对抗一位名叫阿卜杜勒·卡里姆·卡塞姆（Abdul-Karim Qasim）的伊拉克民粹主义亲共军官，他推翻了叙利亚东面富油邻国的王室。人们十分痛恨亲西方的伊拉克王室及其政府，群众将被被废黜的总理和王储的尸体挖了出来，拖过巴格达的大街。
随着埃及-叙利亚联盟即将崩溃的迹象不断累积，哈菲兹加入了开罗的一个由复兴党军官组成的秘密委员会，为他们自己夺权制造机会。起初，委员会的核心成员有哈菲兹，两个和他一样的阿拉维派信徒，还有两个伊斯玛仪派信徒，另一个少数派群体的成员。这些男人感到他们可以信任彼此，因为除了对与埃及统一的不满之外，他们也分享了宗教少数派的痛苦。逊尼派的穆斯塔法等人随后加入。为了不引起怀疑，合谋者们借口带他们的妻子去社交聚会，在彼此的公寓里碰头。
1961年9月末，一伙大马士革军官在叙利亚发动政变，终结了与埃及的联盟。埃及人软禁了在开罗的所有叙利亚军官。哈菲兹因为被怀疑参与政变而受到监禁，即便他和其他复兴党人与大马士革的军官不和，并且希望最终由自己来掌权。
穆斯塔法说服埃及人让他返回叙利亚，大约有50名叙利亚军官及他们的家人最终被允许返回叙利亚。穆斯塔法带着他的妻子和孩子、哈菲兹怀孕三个月的妻子以及他们1岁大的女儿布莎拉安全地回到叙利亚。超过600人挤上一艘从位于埃及的地中海沿岸的赛义德港前往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小客船。“我们被像绵羊和山羊一样赶上了船，”穆斯塔法说。
后来在交换被叙利亚关押的埃及军官时被释放的哈菲兹，永远感激穆斯塔法一路护送他的妻子和女儿抵达阿拉维派聚居山区的安全地带。在叙利亚，复兴党的政治领袖和党的理论家陷入了彻底的困境当中：他们该不该支持新的反叛者，尽管他们意识形态不同？复兴党不应该全面致力于瓦解阿拉伯国家之间的边界吗？他们是否应该和纳赛尔分子再度合作、恢复联盟，忘掉在那段短暂的经历期间他们有多么痛苦，多么被排挤？
但哈菲兹和他的军官圈子清楚地知道他们想要什么。他们要自己掌权，越快越好。他们在1962年春季发动了一场政变，但当与军队中铁杆的纳赛尔派之间的分歧显现时，事情很快就出现了问题。哈菲兹逃到了黎巴嫩，但之后被遣返回叙利亚，和穆斯塔法及其他同志们关在一起。哈菲兹受到了盘问，几天后被释放，穆斯塔法和次要人物则因未遂政变受到了处罚。
那年春天，哈菲兹的第一个儿子巴西勒（Bassel）出生了。8个月后，穆斯塔法还在监狱里时，他的妻子生了一个男孩，他们给他取名马纳夫。在他于狱中写给妻子的其中一封信里，穆斯塔法开玩笑道，马纳夫是上天派来帮助他哥哥费拉斯对付他们当时4岁、既好胜又强硬的妹妹娜赫德的。
哈菲兹被从军队里开除，并被指派了一份在拉塔基亚（Latakia）的文职，但他继续与他的秘密军人委员会密谋夺权。
1963年2月，伊拉克的复兴党人罢黜了几年前颠覆王室的民粹主义领导人阿卜杜勒·卡里姆·卡塞姆。恰好一个月后，1963年3月8日，哈菲兹和他的同志们——在目标一致的非复兴党人高级军官的协助下——推翻了他们所谓的“分裂主义者”，那些推动叙利亚与埃及分离的人。哈菲兹等人并不希望恢复与埃及的统一，但表现出仿佛他们支持这一举措会在政变后给予他们一定程度的公众支持和合法性。
更多的谎言将接踵而至。
夺权进展顺畅。坦克驶入大马士革，占领了关键设施，包括陆军总部和位于倭马亚广场中心的国家广播，哈菲兹本人则率领一支部队镇压了首都附近一个重要的空军基地。复兴党人宣布他们的行动是一场“革命”，并颁布了戒严法。一个成员包括哈菲兹及其同志在内的军事委员会，正式名称为全国革命指挥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for the Revolutionary Command),通过他们自己建立的政府统治了叙利亚。
哈菲兹距离权力顶峰又近了一步。
“我们像狼群一样，”穆斯塔法说，他如今是驻扎在霍姆斯的一个陆军师的司令。“我们把我们占领的每一个军事基地都变成了复兴党的要塞。”复兴党人控制了大多数军事基地和武器库，以防止对立的军队派系发起反政变。
新的军政府在军队和公共生活的所有部门展开了一次为时数周的清洗。数以百计的军官和公务员被赶出他们的岗位，代之以忠诚的复兴党人。在打击叙利亚人民的敌人、反动分子、外国特务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反对者的名义下，政党、俱乐部、结社和报纸都被关停了。一整代的政治与社区领袖被剥夺了公民权利。“叛国者必须被连根拔起，”军政府宣布。
更多的工业家和商人逃离叙利亚，他们的恐惧最为深重。清洗也于1963年4月末到5月初期间在阿勒颇和大马士革引发了街头抗议和暴动。安全部队受命控制局面，局面在五十多名抗议者遭到射杀后恢复了平静。
第二次挑战出现在几个月以后，不满的亲纳赛尔试图发动一场滑稽的反政变。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攻打大马士革市中心的国防部和国家广播大楼，引发了和复兴党人的巷战。如今是中校的哈菲兹是军政府内的重要人物，也是空军的实际指挥官。他和他的同僚下令向所有党员分发突击步枪。他们被要求上街捍卫他们的三八革命。
穆斯塔法打电话给哈菲兹，问他要不要从霍姆斯赶回来帮忙。
“他们不过是一帮佣兵，我们已经打垮他们了；待在你原来的地方，但要保持高度警戒，”哈菲兹告诉他。
复兴党人胜利了，但数以百计的人在冲突中遇害或受伤，他们中有许多是在交火中被波及的路人。参与拙劣政变的人受到军事法庭审判，被行刑队就地处决。全国都设立了类似的军事法庭，位于霍姆斯的法庭由穆斯塔法负责。
这些血腥事件实际上使复仇与报复的心理模式在政府的结构中制度化了。每遇到一次挑战，政府便磨练它应对执政威胁的技巧，完善其应对执政威胁的指南。穆斯塔法在帮助哈菲兹通往权力顶峰时分享了同样的思维。“我们必须恐吓革命的敌人，”穆斯塔法夸耀道。
1964年发生了更多的动乱，霍姆斯和海岸地区的学生们举行了反对统治了一年的复兴党政权的示威。穆斯塔法派坦克到街上，宣布了学生领袖们的死刑，称他们是“锡安主义者和殖民特务”。
两个月后，在哈马发生了一场更为严重的叛乱，哈菲兹和穆斯塔法等人对其采取了最严厉的立场。一位煽动争端的伊斯兰传道士马尔万·哈迪德（Marwan Hadid）拿起武器，和他的追随者们驻守在一座清真寺内，这些追随者大多是十几岁的男孩。哈迪德在埃及求学时成为了极端分子，对在他看来他的穆斯林兄弟会同仁们面对复兴党人时所表现出的顺从感到幻灭。认为伊斯兰主义而非阿拉伯主义才是团结力量的兄弟会正与埃及的纳赛尔交战，哈迪德希望叙利亚分支能够遵循类似的暴力抗争的道路。
哈马的大多数人反对哈迪德和他的方法，但当复兴党政权为了把哈迪德赶出来而炮轰清真寺时，这座程度极度保守的人们发起了反叛。霍姆斯再次起义，支持哈马，大马士革中央市场的商人则号召发动罢工。政权动员了军队和被称为国民卫队的新成立的准军事组织。依靠突击队和民兵来监督军队将会将会成为政权日后一再使用的策略。
穆斯塔法在霍姆斯现场，命令一辆装甲车撞开历史悠久的哈立德·本·瓦利德清真寺（Khaled Ibn al-Walid mosque）的主门，以便将驻守在清真寺内的抗议者赶出来。不久后，穆斯塔法主持了一次军事审判，将哈迪德和另外八人判处死刑。政权希望，审判表演可以孤立和中伤它的反对者，把他们都描绘成像哈立德一样的狂热分子——一种会在将来再次使用的战术。
然而，死刑从未被执行，哈迪德和他的同伙在哈马的显贵和神职人员游说军政府的傀儡总统、和他们一样是逊尼派教徒的阿明·哈菲兹（Amin al-Hafiz）将军后得到释放。总统也得到了军政府中一些认为政府在掌权第一年间的行动——清洗、射杀抗议者、简易处决、炮击清真寺——极度挑衅和危险的人的支持。
然而，哈菲兹和穆斯塔法等人要求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他们相信，如此轻易地放过哈马和推翻死刑会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可能会鼓励进一步的叛乱。不管最终结果如何，1964年的事件揭露了宗教与阶层的两个主要分歧点，它们将构成未来所有冲突的基础。在宽泛的意义上，它是保守的逊尼派多数派对抗世俗的、在他们看来不信神的少数派领导的政权。然后是城市精英与名门望族对抗像掌权的阿萨德家族和塔拉斯家族这样卑微的农村暴发户。
这些事件也对执政的军事委员会产生了更为立即和重要的影响。他们对委员会展开了一轮无情的扑杀，一场充满了阴谋、在古代法庭看来都足够残忍的继承战争。首先被除掉的是傀儡总统哈菲兹，他认为像哈菲兹·阿萨德和陆军参谋长这样的阿拉维派信徒掌握了过多的权力，损害了占多数的逊尼派。总统与复兴党的创党元老们密谋从军事委员会手中夺取权力。哈菲兹和穆斯塔法支持陆军总司令萨拉赫·贾迪德（Salah Jadid），一位残忍的、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理论家，他在总统和同谋者设法重新洗牌军事指挥时采取了反对他们的行动。
在总统官邸外发生三个小时的枪战、造成将近50人死亡后，总统和他的家人于1966年2月23日投降。哈菲兹，和他最小的弟弟里法特（Rifaat），一名刚毕业、带有一丝野蛮、指挥一支特殊攻击部队的军官，参与领导了对总统及其支持者的打击。大约400名军官和政府公职人员及军事委员会的一名成员被从他们的职位上清洗出去；一些人被匆忙召集的法庭判处死刑，其他人则流亡海外，但一些人后来受到追踪，并被暗杀。
党内斗争以复兴党伊拉克分支发起的分裂而告终。叙利亚的军事统治者在1966年摆脱了他们的竞争对手后，贾迪德成为了实际领袖，任命哈菲兹为国防部长。两名逊尼派教徒被任命为傀儡总统和总理。
新政府几乎没有时间安顿下来，1967年6月，以色列在六日战争期间从叙利亚夺取了戈兰高地，从约旦夺取了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从埃及夺取了西奈半岛。对于阿拉伯人来说，这不啻是第二次nakba,或者说灾难，第一次则是以色列于1948年建国。叙利亚的军事领袖为惨败可能会令他们丢掉权力而烦恼。
作为国防部长，哈菲兹感觉自己是最危险的。他决心消灭从任何地方出现的威胁。当两名被放逐的前同志回到叙利亚时，哈菲兹怀疑他们可能会对遭受削弱的政权不利，迅速逮捕了他们。哈菲兹打电话给穆斯塔法，敦促他立刻给他们判刑。
“我明天一早就办。现在已经晚上8点半了，”穆斯塔法答复道。
“你必须现在就办！你不明白，领导层正面临真正的危机，有人害怕政府可能会倒台，”哈菲兹坚持道，强调了丢失戈兰高地造成的影响。
穆斯塔法立即穿上军服，驱车前往大马士革的陆军剧院大楼，在这里匆忙召开了一次审判。如今是中校的穆斯塔法主持了由五名军官组成的法庭。庭审过程被录了下来，用来向公众表明，丢失戈兰高地和许多叙利亚人讨论的政府的无能或哈菲兹可能的叛变无关，而是约旦王室、CIA、西德和像萨利姆·哈图姆（salim hatoum）和巴德尔·祖玛亚（Badr Juma’a）这两位不忠诚的受到审判的叙利亚官员一样的“人民的敌人”制造的阴谋所导致的结果。
一度是军政府成员的哈图姆，由于严刑拷打而变得痴呆和语无伦次，但次要人物祖玛亚则向穆斯塔法吐露了穆斯塔法正在寻求的解释：他们计划颠覆政权，代之以一个能代表包括复兴党人在内的叙利亚所有政治派系的政府。
穆斯塔法休息了十分钟，然后打电话通知哈菲兹。他将宣布死刑，并立即执行，接着他会办理正是手续，让死刑通过军政府傀儡总统的批准。
“干得好，你不会为此独自担责的——我和领导层的所有同志都支持你，”哈菲兹向他保证。
哈图姆的恐怖死刑未能阻止跟随着1967年的naska，或者说挫折——以色列迅速击败叙利亚及其他阿拉伯国家——而来的混乱、指责与背叛。为了加强团结，哈菲兹任命穆斯塔法为陆军参谋长。在8个月的时间里，穆斯塔法已经从中校升到了少将，这既是军衔上的一次壮观的飞跃，也是为绝对的忠诚而获得的一份姗姗来迟的奖赏。现在，两位朋友开始着手削弱和孤立萨拉赫.贾迪德，哈菲兹的主要竞争者。他们开始清晰军队里忠于贾迪德的人物，之后采取行动对付他在军事委员会——最先策划发动1963年政变的军官核心团体——中的盟友。
哈菲兹向苏联等关键盟友暗示，他，而非贾迪德，才是胜马，他们应该支持他，向他提供先进武器，以对抗美国及其在中东地区的盟友。
当苏联国防部长、陆军元帅安德烈·格列奇科（Andrey Grechko）于1968年访问大马士革时，哈菲兹要求穆斯塔法在他家为他和苏联客人安排一次晚宴。穆斯塔法的妻子拉米娅是魅力攻势的一部分，为苏联指挥官准备阿勒颇风格的碎羊肉面饼（塞了肉末和松子的碎小麦肉饼）。
后来，穆斯塔法向格列奇科提供和迷人少女的私人舞会，以此争取他的支持。苏联向叙利亚军队——尤其是哈菲兹控制的空军——提供的援助在1678年至1970年里翻了一番，在这期间，哈菲兹与贾迪德展开了最后的较量。
贾迪德在1970年10月末的复兴党全国紧急会议上向哈菲兹和穆斯塔法发难。在持续将近两周的马拉松式会议期间，哈菲兹被指责要对1967年战争中的可耻撤退负责，被指控同“帝国主义西方”保持秘密联络管道，还被斥责为一个将会毁掉党并损害其意识形态的失败主义者。在贾迪德和他的盟友看来，1970年黑九月期间哈菲兹拒绝动员空军帮助巴勒斯坦游击队员对抗美国支持的约旦国王胡塞因，这其中就包含了哈菲兹向西方变节的证据。贾迪德曾派遣坦克进入约旦帮助巴勒斯坦人，差点同约旦人爆发战争。
贾迪德打算褫夺哈菲兹与穆斯塔法的军衔和职务，但这时哈菲兹已经为对抗贾迪德做好了准备。他有不少证据来支持他的观点。叙利亚的经济在大规模的国有化之后已经被摧毁。中央银行的储蓄为5千万里拉（140万美元），最多够付一到两个月的国家开支和公务员薪水。哈菲兹把贾迪德变成了复兴党人于1963年掌权后做出的没收私有企业和财产的决定——该措施导致随后两年有十亿美元的资本出逃——的替罪羊。哈菲兹提出，贾迪德未能胜任党魁之职，他对约旦发动的突袭差点造成了灾难。
在幕后，哈菲兹通过承诺缓和叙利亚在阿拉伯国家中（以及在全世界）的孤立局势、抛弃贾迪德不受欢迎的受毛和托洛茨基启发的革命模式、发展经济、放松政权对社会的控制和收复戈兰高地，获取了广泛支持。随着党的代表大会在混乱中收尾，哈菲兹和穆斯塔法，与他们在军队和情报部门的支持者一起，开始执行他们已经准备好的计划。
傀儡总统贾迪德，总理，以及他们的盟友们，一个接一个地被捕并押送至监狱，其中多数人在监狱里一直待到死去。就在哈菲兹完成他的夺权行动时，穆阿迈尔·卡扎菲，去年就在利比亚掌权的狂热年轻军官，来到了大马士革。哈菲兹前往机场会见他，并命令穆斯塔法用广播向人民宣布“纠正运动（Corrective Movement）”。
“出于保卫党和革命的责任感，你们的同志们建立了临时领导，”穆斯塔法说。“你们的党是工人、农民、士兵的党……穷人和无产者的党。”
他的演说结束时，响起了一首复兴党的爱国歌曲。“从 Qasioun ，我俯瞰着你，我的家乡，我看到大马士革正拥抱云彩……复兴党在上方撒下流星！”一名女歌手柔声唱道。
访问结束时，当年28岁的卡扎菲告诉叙利亚媒体，他对哈菲兹的政变感到“欣慰”。
几天后，在位于大马士革的塔拉斯宅邸中，家里最小的成员正在穿衣服。8岁大的马纳夫是个纤瘦、文静的男孩。他和比他大两岁，胖乎乎、外向还总是和长姐娜赫德打架的哥哥费拉斯不同。娜赫德是个粗鲁的人，但总是对她较小的弟弟马纳夫很和善。
塔拉斯一家在1968年穆斯塔法成为陆军参谋长之后离开了霍姆斯，当时他的朋友哈菲兹·阿萨德仍旧是国防部长。他们住进了高档的拉瓦达（Rawda）社区一条安静、长满树木的小路里的一所公寓。
1970年11月末的那一天，马纳夫在他父亲的一名随从的护送下前往位于附近的目前叙利亚最有权势的男人哈菲兹·阿萨德的办公室。它在一座没有明显特征的地堡式建筑里，沿着Jala'a街步行经过Rawada花园就能到那里。
马纳夫被带进办公室时，哈菲兹穿着军服，正坐在椅子上审读文件。哈菲兹起身笑了笑，向马纳夫走去。他亲吻了他的两颊。
“我亲爱的，这是巴塞勒。他和你一样大，你们俩也在同一所学校上学，”哈菲兹边说着，边用手臂搂住他那比马纳夫大8个月、高一年级的儿子。“你父亲和我是朋友，你们俩也一定会成为朋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