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时候我们对核事故没有太好的办法，只能用血肉之躯去阻挡

编者按：
克什特姆是一座位于乌拉尔山脉的小镇，距离车里雅宾斯托克州府约100公里。这个名字因为1957年的核爆炸事故而为世人所知。但真正的事故发生地则是距小镇不远的马亚克综合厂——苏联生产核反应原料的化工厂。而围绕这座工厂所建立的城镇被称作车里雅宾斯克-40，后改名为奥焦尔斯克。
无论是马亚克还是奥焦尔斯克，你无法在任何苏联时代的地图上找到这两个地地名。
1957年9月29日下午4点左右，马亚克工厂的一个核废料储存罐爆炸，2000万居里装有250立方米高放射性物质的14号废料罐突然发生爆炸，将160吨重的混凝土板炸飞差不多22米高，向大气释放了2000万居里的辐射物，给周边小镇和村落的居民带去了巨大的灾难。而就在14号废料罐边上，同样装有大量核废料的罐子，还有19个。
当时人们对付核爆炸、核辐射没有太好的办法，辐射对人体的伤害也没有太多的研究，很多时候，为了防止灾难扩大，人们只能用最原始的方法——用血肉之躯去抵挡。
（本段摘自第二章《北极奇光：克什特姆》）
调查委员会与斯拉夫斯基一同来到了马亚克综合厂，委员中有多位来自苏联科学院、核问题处理部门以及卫生部。形势十分严峻，斯拉夫斯基主要担忧的是再次发生爆炸。先前的爆炸不仅摧毁了14号废料罐，还损坏了冷却剩余废料罐的水管和通风系统。一旦通风系统出现故障，其余受到影响的废料罐发生爆炸就只是时间问题。斯拉夫斯基认为，剩下的19个废料罐随时可能发生爆炸，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寻找其他的办法，解决核废料储存场冷却系统的供水和通风问题。他必须争分夺秒。
但首先，他必须确定现场辐射水平到底有多高。几天前，核工厂的副总机械师尤里·奥尔洛夫开着一辆苏联T-34坦克——二战时，他就开过这个型号的坦克参加战斗——前往爆炸中心点检测辐射水平。他测得的辐射读数令人触目惊心。在接近受损废料罐的地方，辐射读数达到了1000毫伦琴，相当于紧急事故标准的400倍。即使辐射水平如此之高，斯拉夫斯基仍想把他的下属们部署在爆炸中心点，那里的辐射水平预计会超过10万毫伦琴/秒，相当于紧急事故标准的4万倍。这无异于一场屠杀。他的一些下属也很清楚辐射的情况，他们是否会服从命令还是个未知数。
接下来应该怎么办？有人建议建造通向爆炸现场的安全通道。还有人认为，辐射的主要来源就是随爆炸四处飘散的受到核污染的尘土，如果在被污染的土地上覆盖一层干净的尘土，能否降低辐射水平呢？斯拉夫斯基很欣赏这个想法。10月2日，也就是他来到现场的那天，他下达了指令，安排了具体行动。工厂内有一座建筑的辐射水平最低，为100毫伦琴/秒。斯拉夫斯基下令，以这座建筑的墙后为起点，修建一条通往发生爆炸的废料罐的通道。地基中的每一码土都可以减少一定程度的地表辐射。斯拉夫斯基给了下属们两天的时间，让他们去调集修路所需的设备。5台推土机“银装素裹”，包着厚达20—50毫米的铅皮抵达了现场。
斯拉夫斯基还需要动员一批员工进入地球上最危险的地方。他在10月2日下达的命令中，还宣布为工程师提薪25%，工人提薪20%。苏联法律允许在工作环境特别危险的情况下为劳动者支付额外的工资，这是斯拉夫斯基在法律框架内做出的举措。另外，他还承诺给员工们发放双倍的奖金。不过，斯拉夫斯基明白，要应对这场事故，光靠核工厂的工程师和工人是不够的。人力充沛、纪律严明的军队再次派上了用场。10月3日，有权指挥现场军事人员的斯拉夫斯基下令组建了两个特别营，每个营包括200人。士兵们要全力施工，直至受到25伦琴的辐射后才能被换下。做完这些之后他们就可以退伍，这极大地激励了这些要服役3年的士兵。
修路的准备工作开始了，斯拉夫斯基派出了先头部队，寻找能将急需的水和空气送往其余废料罐的方法。10月5日，经过几天的努力，军事工程师在废料罐周围将近一米厚的混凝土墙体上炸出了一个洞。两名放射剂量检测员通过这个洞进入了核废料储存场，其中年纪大一些的是V.I.雷特温斯基。此前他在地下核废料储存场工作，但因受到了过量辐射，后来被分配到更安全的工作岗位。如今，他再次回到了核废料储存场，年轻的同事叶夫根尼·安德烈耶夫协助他。后来，安德烈耶夫写了一本回忆录，记录了这次近乎自杀的任务。
两人开始执行任务的那天正值秋日雨夜。他们朝着发生爆炸的废料罐的方向跑了大约90米，虽然是正向辐射源奔去，但还是希望尽量避免暴露于辐射之中。一进入核废料储存场，他们便有些手足无措。“前面等着我们的是什么？”安德烈耶夫回忆起当时的所思所想，“或许远处发生了破坏和爆炸？或许其他的废料罐马上就要爆炸了。”最终，他们调整好情绪，开始向地下走廊迈进。“很快，响起了震耳欲聋的嘈杂声，”安德烈耶夫又回忆道，“伴随着咯咯吱吱、窸窸窣窣的声音——不锈钢钢板散落了一地，四周还有钢筋混凝土的碎块和混凝土灰尘。”他感觉到“脊梁骨直冒冷汗”。稍作休息后，他们继续前进。
“我们要尽快完成任务。”安德烈耶夫喃喃自语道。此时，他和雷特温斯基正在受损废料罐处测量辐射水平，四周一片漆黑，要打着手电才能看清辐射读数。突然，他们看到隧道尽头有一丝亮光，但并非他们期盼的那种。据安德烈耶夫后来回忆，到达走廊尽头时，“夜空出现在我们头顶上方”。他们看向辐射计数器，仪表盘上显示的读数是10万毫伦琴/秒。他们转身掉头奔向洞口，跑出地下废料罐储存场后，火速奔向附近一座建筑内的安全地带。在卫生站，他们花了很长的时间淋浴，不仅为了洗去放射性粒子，也是为了安抚自己紧张的情绪，毕竟曾暴露在极高强度的辐射之中。他们进入了发生爆炸的场所，顺利地完成了任务，带回了辐射读数。
现在的问题是下一步应该做什么。发生爆炸的走廊恰好是整个地下结构中最重要的一条，装配有其余几排废料罐的制冷和通风管道。放射量测定器测量的结果很清楚地表明，这条走廊已经无法承担此等重任了。废料罐是由列宁格勒的一批工程师设计的，他们如今也来到了现场，并提出了一个替代方案：从核废料储存场外部将水和空气送至剩余的几排废料罐，并为每个废料罐装配独立的连接管道。斯拉夫斯基同意了。原本用于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建造地下军事综合体的钻井设备被送到了马亚克综合厂。和钻井设备一并到来的还有一批隧道挖掘工——莫斯科的地铁系统就是由他们建造的。苏联的计划经济擅长调配资源，斯拉夫斯基也明白如何有效利用这个优势。
隧道挖掘工接到指令，要凿穿约9米厚的混凝土墙体。他们做好了准备，奉命开工。但设计师忘了告诉工人们，混凝土墙体是有金属加固的。挖掘工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凿穿了一个墙体，但这却是一番无用功——他们钻错了走廊。事实上，安装钻井设备的工程师没有测量准确。毕竟，他们顶着巨大的压力在超高温的地下走廊中作业，都迫切想尽快完成工作。工程师们只能重返现场，修正错误。下一个洞的位置是准确的，他们逐渐找到了头绪。工厂管理者们接到命令，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停止钻探，还必须及时汇报进展情况，每天两次，报告将直接发往克里姆林宫，由赫鲁晓夫本人查阅。
“事故处理现场的条件十分恶劣，”一名在爆炸中心点参与清理和施工工作的工人回忆道，“辐射强度高、污染范围广、放射性气溶胶遍布、温度高、湿度高、照明差，还要担心‘罐头’（我们对废料罐的称呼）会爆炸，因为它们没有得到必要的冷却。”在地下核废料储存场内，走廊的温度超过了53摄氏度。工人们的体感温度甚至还要更高，因为他们穿着沉重的防辐射服，空气几乎无法流通。轮班每20分钟一次，中间休息1个小时。
由于辐射水平高，安全部门的官员对工人在辐射区停留的时长做出了限制，试图减少他们所受的辐射。然而，管理层却希望工人能长时间工作。一番较量之后，安全部门落败。尽管允许的辐射剂量上限是每人25伦琴，但很多人吸收的辐射超过了40伦琴。即便如此，斯拉夫斯基手下可用的工人也逐渐告急，尤其是钻井工人的数量严重不足。军人们再次挺身而出。士兵们在现场接受训练，学习如何操作钻孔机，随后被送往爆炸现场。士兵完成了任务，接下来上阵的是焊接工和管道工，他们组装了新的水管和通风系统，在废料罐再次爆炸前成功接通了冷却水。斯拉夫斯基总算松了一口气。
爆炸释放了2000万居里的辐射物，马亚克综合厂及其附近地区承受了其中的1800万居里，这些地区的放射性去污工作成为斯拉夫斯基及其下属面临的另一项重大挑战。调查委员会估计，马亚克综合厂有30%的土地都受到了高强度污染。爆炸点延伸出来的辐射“舌”宽约450米，辐射读数高达600毫伦琴/秒。放射剂量检测员刚刚绘制完辐射污染地图，工人们就迅速开始清理通往反应堆的道路。消防车在他们身上喷淋化学溶液，以便清洗放射性粒子；推土机的任务则是沿着铺好的路铲掉20厘米厚的土层。这些清理出来的道路横穿受核污染最重的地区，工人们要沿着这些路去上班。人们不需要辐射计数器就能看出哪些地区受到的辐射最大。受灾地的白桦树很快就掉光了叶子，松树的松针变得枯黄，随后也纷纷落下。来上班的工人们看到沿途死气沉沉的森林，不免感到沮丧。
紧挨着爆炸废料罐的还有一座尚未完工的化工厂，名为“双B”。它本应取代现有的工厂，然而新工厂还没有启用，爆炸就发生了。这片区域受到的核污染极其严重，斯拉夫斯基有些举棋不定：是应该清除工厂内的辐射，还是将其彻底拆除？他询问工厂管理层的意见。这些管理人员起初沉默不语：情况确实万分危急，但他们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建造这座工厂，就这么轻易拆除实在心有不甘。掌管建设部门的皮特·什特凡非常担心他手下的建设工程营的安全，这个营里都是年轻士兵。但是，“双B”的厂长米哈伊尔·格拉迪雪夫希望建设工程营尽早开始工作。他提议先建一座卫生站再执行放射性去污任务。这样一来，建筑工人和他自己的队员都可以在下班后淋浴，洗去放射性粒子。
这是一个省钱又省时的办法，斯拉夫斯基同意了。他们将清除建筑的辐射，并启动工厂。但军队的工程师不愿进入新工厂所在的高度污染区域。“当时，这个困难是避不开的，”格拉迪雪夫回忆称，“士兵们不愿进入需要清理的工作区域。他们默默站着，不执行命令，就连他们的长官们都没打算按要求下令——长官们也感到害怕。”格拉迪雪夫和负责安全管控的官员只得略施小计。他们走到核污染区，点燃香烟，开始闲谈，意在向士兵们传递一个信号：这个区域是安全的。“这个办法奏效了，”格拉迪雪夫回忆道，“他们逐渐向我们走来，开始工作。迈出克服恐惧的第一步很困难，不过后面会越来越容易。”
核爆后的最初几周里，在现场工作的差不多有1万人，或者帮忙接通废料罐的供水系统，或者参与核污染去污工作。他们身处险境，但完全意识到这一点的人寥寥无几。年轻的主管尼古拉·科斯特沙记得火车站有一座砖房，辐射值达到了300—400毫伦琴/小时，随后被人们“用撬棍、杠杆和斧头”拆除了，“砖头瓦砾都被埋在一个坑里”。科斯特沙是拆除队的一员，负责拆毁受到高度污染的建筑。木制房屋会被直接烧掉，这无异于运行一个“核焚烧场”，虽然苏联从来没有为此申请专利，也未以其他方式鼓吹拥有这方面的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