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论暴力

    在殖民时代，是什么势力向被殖民者的暴力提出裔方向，新的投资点呢？首先是政党和知识、商业上的精英。然而，某些政治组织有以下的特征：他们只宣布一些原则，而不发出命令。在殖民时代，这些民族政党的一切活动就是选举挂帅，这是一系列连续不断、各抒己见地讨论有关人民支配自己的权利、人性的尊严和有饭吃的权利原则的政治哲学论文，高唱“一人一票”原则。民族主义的政党从不强调力量对决的必要性，因为他们的目标不是要根本推翻体制。和平主义者，合法主义者，实际上他们是秩序的支持者，应该说，是新秩序，也就是殖民资产阶级秩序的拥护者。他们生硬地向殖民主义资产阶级提出一个对他们来说根本的问题：“给我们更多的权力。”当涉及暴力这个特殊问题时，精英们总是模棱两可；他们的语言是暴力的，而态度是改良主义的。当这些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政党干部说一件事时，他们直言不讳表示他们实际上不这么想。
    要诠释民族主义政党的特点，必须同时通过民族主义政党的干部的素质和支持者的素质。他们的支持者是城市居民。这些已从殖民状况中获利但显然利益是被打折扣的劳工、教师，小手工业者、商人，他们有着共同的利益。这些支持者要求的：是改善他们的命运，增加工资。这些政党和殖民主义者间的对话，从未被中断过。他们讨论规划选举代表制、出版自由、结社自由，讨论者改良。因此，看到大量的上著在宗主国的政治组织分支中积极活动，就不必大惊小怪了。这些土著针对一句“政权属于劳工阶级”的抽象口号而奋战，却忘了在他们的地区，首先引导战斗的是民族主义的口号。
    农民被大多数民族政党的宣传撇在一旁。然而，十分清楚的，在殖民国家，只有农民是革命的。他不会失掉什么，却应该赢得一切。农民，这个失去地位的人、挨饿的人、受剥削的人，最快发现只有暴力能补偿他。对他而言，没有妥协、没有和解的可能。殖民或去殖民，单纯只是武力较量关系。被剥削的人，为了自己的解放，除了武力以外没有别的手段。当一九五六年居伊·摩勒先生对阿尔及利亚殖民者投降后，民族解放阵线在一本著名的小册子中指出，殖民主义只是松开架在脖子上的刀，并没有任何一个阿尔及利亚人觉得这些话太过分。这本小册子只不过表达出所有阿尔及利亚人内心深处所感受到的：殖民主义不是一台思想机器，更不是具有理性的肉体。它在自然状态下即为暴力，只有在一个更强大的暴力面前才会屈服。
    至此都还保持沉默的殖民主义资产阶级，直到作决定性解释时，才进人行动。他们引进一个新概念，即非暴力，但确切地说，那是殖民主义的一种新花招。
    被殖民者依靠社会主义国家无条件的支援，用他们的武器冲向殖民主义不可攻克的堡垒。如果说这个堡垒是用大刀和赤手空拳攻不破的，那么，当人们决定考虑冷战的形势时，它就不再是铜墙铁壁了。
    在这新形势下，美国十分认真地扮演守护国际资本主义的角色。最初，他们建议欧洲人为了释出善意而实行去殖民。后来，他们就毫不迟疑地大声宣布：先是尊重，然后是支持非洲属于非洲人的原则。今天，美国不怕公开正式宣称，他们是桿卫人民享有自己统治自己权利的卫士。门农-威廉斯先生最近的旅行，只是表明美国人意识到第三世界不该被牺牲。因此，人们可以明白，为什么被殖民者的暴力，只有在把它抽象地同压迫者的军事机构相比较时，才是绝望的。相反地，如果把这种暴力放在国际力学上，人们就会注意到，它对压迫者构成可怕的威胁。农民暴动和茅茅团骚乱的持续不息，打乱了殖民地经济生活的平衡，但并不危及宗主国。而就帝国主义之眼看来，比较重视的，是社会主义宣传渗透大众并感染他们的可能性。在冷战时代，这已是个深刻的危险了，如果引起热战，这个被谋杀人命的游击战所摧毁的殖民地，又会变成什么样呢？
如果在所谓自由世界中，有保护苏联犹太人少数民族的委员会，并且，戴高乐将军在他的一次讲话中，对受共产体制压迫的几百万穆斯林洒下几滴眼泪，这也并非偶然。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深信，反种族主义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都纯粹是从“外部”酝酿、遥控的动乱。因此，他们决定用这种有效的战术：自由欧洲之声，支援被统治少数派的委员会…他们搞反殖民主义，就像在阿尔及利亚的驻军司令那样，指挥特种空中勤务（SAS）或心战课，进行颠覆性战争。他们“利用人民反人民”，其结果众所皆知。
被殖民者，落后国的人，是今日最具全球意义的政治动物。
在逻辑上，殖民者的善恶二元论导引了被殖民者的善恶二元论。他们以“殖民者绝对邪恶”来回答殖民者的“土著绝对邪恶”理论。
    在前面文中我们一再指出，落后国家的政治负责人始终号召他的人民战斗，与殖民主义斗争、与贫穷和落后斗争、与使人贫苦的传统斗争。他们诉诸的是一种参谋长的词汇：例如“动员群众”“农业战线”“文盲战线”“遭受失败”“获得胜利”等等。年轻的独立国家在最初几年内，是在战场的气氛中发展。这是因为，落后国家的政治领袖，总是心惊胆战地估计着他的国家所必须跨越的宽阔道路。他们于是呼吁人民：“让我们鼓足劲干吧！”国家被一种创造性的狂热执拗所感染，付出巨大又不成比例的努力，非但要致力摆脱困境，更要自力更生地迎头赶上其他国家。我们这样想，如果欧洲人能达到如此辉煌的发达阶段，那是他们努力的结果。所以，让我们向世界及自己证明，我们能够达到同样的成就。但，落后国家这种提问题的方式，对我们而言，似乎既不正确，亦不理智。
资本主义剥削、托拉斯和垄断，是落后国家的敌人。相反地，选择社会主义制度，一个全面倾向人民一边、建立在人是最宝贵的财产的原理基础上的制度，才能使我们更快地、更加和谐地向前走，这个制度的选择，同时使这个事实变得不可能：即一幅社会讽刺画，有些人掌握全部政治和经济权力，不顾国家整体。
    我们应该断然拒绝西方国家想强加给我们的形势。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把它们的旗帜和警力从我们的领土撤离时，并未偿清他们欠我们的债务。几百年来，资本主义者在落后国家的所作所为，简直就是真正的战犯。资本主义为了增加它的财富、黄金和钻石贮藏，为了建立它的势力，用尽了流放、屠杀、劳役、奴役的手段。不久以前，纳粹主义把整个欧洲变成真正的殖民地。欧洲各国政府要求补偿，要求以金钱与实物归还他们被抢走的财宝，要文化作品、绘画、雕刻、彩绘玻璃等等物归原主。
农村的群众虽然没受到民族主义政党多大的影响，但他们无论是在民族意识成熟的过程中，或是接力民族主义政党的行动，或更少见的纯粹为了取代这些党的贫乏，都扮演了决定性的作用。
历史清楚地告诉我们：反殖民主义的斗争，从来就不是一开始就镶嵌在民族主义的观点中。长久以来，被殖民者的努力，是朝向废除一些令其挂心之事：强迫劳动、体罚、工资不平等、政治权利的限制等等。这个为了民主、反抗压迫的斗争，逐渐脱离了新自由主义强调普同性的混乱，而通向一有时候是十分艰苦的一民族的要求。然而，由于精英们的准备不足，他们和群众之间缺乏建设性的联系，他们的怠惰，加上应该说是在斗争关键时刻的软弱，将导致悲惨命运的开端。
    在落后国家中，真正的民族资产阶级，应该使自己背叛过去肩负的天职，使自己投向人民的学校，换句话说，把在殖民地大学所学习到的一切知识、技术的资本，投人人民的解放奋斗中，然而，不幸的是，我们看到民族资产阶级经常背离这条英勇、积极有成果和正当的道路，反而心安理得地走人一条可怕的道路，因为那是一条反民族的道路，一条典型的资产阶级的道路，因循守旧，卑躬屈膝，愚蠢又厚颜无耻。
    然而，民族资产阶级不断要求经济和商业部门国有化，因为他们不认为国有化意味着全体经济为国民共有，意味着满足全民的所有要求；他们也不认为国有化是按照新的社会关系来支配国家；对他们来说，国有化是把殖民时期承袭下来的那些不当的特权，一部分破格转移给当地人。
    非洲统一是一个含糊的口号，但是非洲男女热烈支持这一口号，并且运用它，对殖民主义施加可怕的压力，揭示其真面目，并在同一个民族内粉碎内部的地方部落主义。由于民族资产阶级急于捍卫自己眼前的利益，目光如豆，显露出它无力实现单纯的民族统一，无力把国家建立在牢固且丰饶的基础上。曾经击败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阵线解散了，日趋哀败，浪费了他们既往的胜利成果。
独立后，政党陷于令人惊讶的麻木不仁。只有在示威、国际会议、独立纪念月的场合，才动员战士。党的地方干部成为行政官，党变成政府机关，战士们重新成为平民，并空有公民权。
战土们在完成了把资产阶级扶上台的历史任务后，就被坚快退，以便资产阶级可以安稳地完成自己的任务。
我再说一遍，任何演说、任何关于文化的宣言，也不会使我们放弃基本的任务，即祖国的解放、对新殖民主义形态的不断斗争，并坚决拒绝我们之间极端的互相吹捧。
    现在是揭露假仁假义的时候了。有人到处说民族复权的要求，是人类一个过时的阶段，现在是大联合的时代，那些落伍的民族主义者应该纠正自己的错误。相反地，我们认为，这是错误的且具有严重的后果，它错在想跳过民族的阶段。如果文化是民族意识的表现，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民族意识就是文化最洗炼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