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走向种族乌托邦 第一节（摘）

第一节 以科学精神的名义
一
种族卫生学家欢迎第三帝国的到来
种族卫生学家带着纯粹的热望欢迎第三帝国的到来。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他们就在鼓吹与种族卫生学相关的社会政策……那些被他们认定为柔弱、懒惰、退化、疯癫的人，当然还包括罪犯……应该将这一部分人从遗传链上移除……最迟从1924年开始，希特勒就已经在利用兰茨贝格监狱的强制休息时间浏览一些种族卫生学小册子。
1933年，《防止后代遗传病法》出台
第三帝国成立之初，内政部长威廉·弗里克宣布新政权将把公共开支花在那些种族可靠和健康的人身上……1933年7月14日，这一政策得到了法律支持，《防止后代遗传病法》（Law for the Prevention of Hereditarily Diseased Offspring）正式出台。新法强制以下患病人群绝育：天生低能精神分裂、躁郁病、遗传性癫痫、亨廷顿舞蹈症（Huntingdon's chorea），以及遗传性失聪、失明、严重身体畸形和严重酗酒。
绝育命令
绝育命令超过3/4都是针对所谓“天生低能”人群。而“天生低能”是一个非常模糊、灵活度很大的概念，医生和法庭由此有了很大的操作空间。比如，很多不合社会常规的行为（比如卖淫）被定为“道德低能”。酗酒也算“道德低能”……绝育手术——男性的输精管切除和女性的输卵管结扎一通常伴随着剧烈疼痛……死亡人数超过2,000人，几乎都是女性。
大约2/3的绝育者来自精神病院……这尤其会影响年纪较轻而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病患，因为他们日后康复的可能性越大，被绝育的可能性就越大……当时收容所和福利体系内部的其他机构一样，削减开支的压力很大，而把精神病弄去绝育可以节省开支。甚至有很多年轻女性明显是为了防止她们未婚生子而被绝育，以免她们成为社会的负担。
新法赋予了政府侵入人类生活最私密领域的权力，即性与繁衍后代。
到了30年代中期，绝育情况开始发生变化
到了30年代中期，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医生指出3/4的身体残障都发生在出生之后，其中绝大多数都极不可能遗传给下一代……然而最重要的仍是经济原因。整形外科和内科医生担心，如果政府铁了心对残障人士实行绝育和放弃治疗的政策，他们的饭碗可能会保不住。
1937年10月12日，一帮地方官员开会决定，鉴于劳动力短缺的形势愈发严重，应该把身体残障人士纳入经济体系之中……最终，纳粹统治期间单纯由于身体残障而被绝育的人不到绝育总人数的1%……不过，政府并非全然改变心意。残障人士对纳粹政权是有用，但他们绝不可能被完全平等地接纳为种族共同体的成员……从1935年3月17日起，残障人士被禁止升入中学……无法展现出战斗能力的人都是二等公民。
世界范围内的绝育政策
不过，其实不只德国……就在纳粹党在德国上台之前，美国已经有28个州通过了绝育法，致使约15万人被强制绝育，到1930年这个数字又提高了2倍还多……1928年瑞士也通过了多部绝育法，1929年丹麦也通过了，挪威是1934年……最让人触目惊心的是瑞典，从1935年到1975年一共有6.3万人被绝育……真正的差异之后才会显现出来：战争开始之后，纳粹当局对社会偏差人群采取的措施从绝育转向了屠杀。
二
纳粹分子看重高出生率，认为出生率下降都怨妇女解放运动，遂查禁女权运动
纳粹分子用达尔文主义的观点看待世界政治局势，他们认为高出生率是一个民族保持健康的关键。出生率下降，意味者人口日益老龄化，长远来看军队也不能补充新鲜血液……种族卫生学家就德国的出生率下降发出过警告……1914年初弗里茨·伦茨认为这都怨妇女解放运动，他提出应该禁止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纳粹当局对此深表赞同。他们一上台便开始行动……第一个目标便是德国当时规模很大且十分活跃的女权运动。在纳粹当局的压力下，女权运动旋即被禁，指导运动的相关机构都被党的国家妇女组织即国家社会主义女性联盟收编。
德国女性事务局和帝国母亲服务计划
（国家社会主义女性联盟）意在领导一个将德国女性整体都囊括其中的庞大部门，即德国女性事务局。该部门的任务是将全体德国女性的思维模式纳粹化……制定了一系列计划动说德国女性生更多小孩，并对她们已有的小孩提供更好的照顾。其中最雄心勃勃的就是帝国母亲服务计划……提供育儿、烹任、缝纫等方面的课程，当然还有种族卫生学……母亲节这一天也成了主要的宣传日……1939年5月的母亲节上，300万生了4到5个孩子的女性被授予“德国母亲”的荣誉头衔……希特勒本人会亲自为获奖者别上十字勋章。戴着十字勋章的人可以在食品超市插队，希特勒青年团成员在街上必须向她们敬礼。
生育补助政策
1935年10月生育补助政策出台。一个家庭每多生一个小孩可以获得390马克的奖励……此外还有配套的全国性税务改革，借此大家庭可以拿到更多津贴。地方政府也行动起来，为多子家庭调低水电气价格，提供免费的希特勒青年团制服，降低学校费用……但是，这些措施的开销全都压到单身人群以及没有子嗣的夫妇身上，这也成了人们想尽快生孩子的动机，特别是那些穷人……
但是纳粹当局的努力成效不大
拥有4个或4个以上小孩家庭的比例下降的趋势一直得不到扭转……家庭规模开始出现变小的趋势……婚姻数量的增加（1932年到1938年之间增加了近1/4）主要归功于经济复苏……此外，生育数量增加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女性在1933年之后堕胎的难度变大；所以，所谓新生小孩数量的增加，只有很小一部分可以直接归功于第三帝国的政策。
三
与生育相关的结婚和离婚都变得更容易
随着时间推移，纳粹政策与婚姻和家庭的联系愈加紧密。1938年，新婚姻法准许有生育能力的丈夫或妻子在配偶“过早不孕不育”或拒绝生育的情况下申请离婚。分居三年和婚姻无法挽回也可以成为离婚的理由。如此一来第三帝国完全抛弃了基督教传统之下的婚姻观念，即上帝许可下的人生伴侣关系：结婚变得更容易，其目的仅仅在于生更多的孩子。
私生子因繁殖优先的原则不被纳粹关心
私生子在社会和道德保守派的圈子里是耻辱的象征，但这和纳粹生育观念没有一点关系。如果婴儿健康，并且种族纯正，纳粹主义根本不关心他/她的父母之间是否是合法婚姻关系。纳粹主义在保持道德中立的情况下以繁殖为先。
纳粹分子宣扬和美化为国家成为母亲的女性形象，攻击“新女性”形象和国际时尚，但未成功
除此之外，纳粹分子还花了大量时间去宣扬和美化一种女性形象：为国家而成为母亲。拒绝法国时尚成了一种爱国义务；远离市场上美国大公司琳琅满目的化妆品和唇膏，对日耳曼种族保持忠诚；不抽烟成为女性气质的标志，同时也是为了保证未来母亲和未出生孩子的健康……报纸和杂志一方面攻击魏玛时期的些不男不女的“新女性”，她们头发很短，穿着男性化；另一方面又攻击性诱惑力很强的“荡妇”，她们留着波浪卷发式，穿着时尚。
但在这个领域纳粹分子最终也失败了。压制化妆品业被证明完全不可行……杂志上就满是各种诀窍，教德国的女性怎么化显得自然看不出痕迹的妆……国际时尚界力量太强，德国时尚圈根本无法抵抗……纳粹上流社会的女性名流瞧不起攻击时尚的论调：玛格达·戈培尔经常在公共场合用烟嘴吸烟，威妮弗蕾德·瓦格纳穿着巴黎绸缎去歌剧节，甚至连希特勒的伴侣爱娃·布劳恩也趁希特勒不在的时候吸烟，还定期使用伊丽莎白·雅顿（Elizabeth Arden）的化妆品。
四
吉卜赛人
其中一个因种族原因而被第三帝国视作威胁的特别族群是所谓的吉卜赛人。20世纪30年代初，德国一共有大约2.6万名吉卜赛人……过着四海为家的流浪生活……来自印度……他们一般靠各种流动贸易维持生计。1648年，三十年战争结束之后，社会与政治格局得到巩固，领土国家开始兴起。在这个时期，吉卜赛人在社会中饱受污名，受到法律的严酷压迫。到了19世纪早期，浪漫主义者为他们染上原始、异域的理想色彩，视之为算命一类神秘知识的传承者。然而随着犯罪生物学在19世纪末兴起，立法者和行政管理者再次把吉卜赛人划归罪犯群体。吉卜赛人拒绝现代公民的理念，不愿上学、缴税、登记住所，无视私有财产、工作、规则、卫生等传统概念，因而愈发受到警察的骚扰。
1939年3月，希姆莱下令未来将严防吉卜赛人和德国人的种族融合……吉卜赛人在接受种族检测之后会拿到特别身份证……
五
非裔德国人
纳粹当局处理吉卜赛人问题采用的是渐进模式……对于德国社会中另一个更小的少数族群——所谓的“莱茵兰杂种”却并非如此。这一极具挑衅意味的称谓带有很强的民族主义色彩，它指的是德国黑人以及带有黑人血统的族群。几乎所有人都相信，这个族群是因为法国于1919年占领莱茵兰和1923年占领鲁尔区之后，非裔法国殖民部队强奸德国女性而产生的。但实际上这样的强奸案数量非常之少，多数孩子都是男女两相情愿结合之后出生的……这种说法在整个20年代经久不息。非裔德国人因而被视为德国耻辱的象征。
政府在经过长久酝酿之后于1937年最终决定（几乎可以确定这一决定得到了希特勒的明确支持），这些小孩应该被绝育处理……

此后他们再没遇上什么麻烦……而绝育对他们造成的影响，无论是生理上的还是心理上的，都会伴随终生。
六
同性恋者
当时德国和多数欧洲国家一样，长期将男性间的同性性行为视为非法（而女性不是）。《帝国刑法典》第175条规定，任何男性若沉溺于与另一名男性进行“类似性交的行为”都将被捕入狱。换句话说，若要定罪，必须证明实际发生了插入动作。这一限制性的定义使得罪名很难得到证实，同时也令很多其他形式的同性恋行为可以不受惩罚。魏玛共和国时期，柏林和其他一两座大城市的文化氛围自由而散漫，同性恋文化十分繁荣……
女同性恋
德国也和多数欧洲国家一样，女性同性恋并不违法，《刑法典》也没对此做出任何规定……由于女同性恋生活方式不合常规，而且通常拒绝履行政府认为的女性对种族的自然责任（即生小孩），其结果就是她们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被斥为“不合群”，并因此被捕……但总的来说，纳粹德国并没有对女同性恋展开系统迫害……女同社团还能继续运作，尤其是在柏林这样的大城市，只是转入地下罢了。因为在纳粹看来，女性大多是被动和臣服的，所以女同性恋并没有被看成真正的威胁。
男同性恋
男同性恋吸引了当局更多的注意力……褐衫军领导人恩斯特·罗姆是同性恋，这件事是个公开的秘密，所以褐衫军不会清洗自身内部的同性恋。
这一切都在1934年6月30日发生了改变。希特勒在当天向冲锋队领导层发难，并用罗姆和被自己下令杀掉的其他人（特别是埃德蒙·海内斯）的同性恋问题为自己的行动辩护。这一次希姆莱的机会来了。他趁机向党卫队讲话，声称罗姆想要建立同性恋独裁，最终毁灭国家……一股反同性恋之风刮遍了整个纳粹党及其附属组织。全德国的警力展开了一系列的针对同性恋及其会场的新搜捕活动……盖世太保内部建立了一个新部门，专门负责制作同性恋名单，尤其是党内的同性恋……希姆莱也借机会清除难缠的对手，比如西里西亚地区党的领导人赫尔穆特·布吕克纳……
对布吕克纳的审判根据的是1935年6月28日通过的新法，属于追究既往，这在当时第三帝国司法实践中已经非常普遍。新法修正了第175条，对同性恋行为施以更为严厉的惩罚，其定义也变得更加含糊：一种“非自然性行为”。证明插入动作确实发生的要求也被废除。
在第三帝国整个时期，至少有5万人因第175条被捕……从1953年到1965年，联邦德国共有近10万人因违反第175条受审，大约一半被认定有罪。这样一看，第三帝国对同性恋的迫害并不特别让人惊讶……在英国从19世纪开始，成年男性之间如果发生不检点行为会被判入狱两年以示惩罚。对比而言，德国1935年修正175条只是在追随北海对岸大英帝国的脚步。
即便如此，纳粹德国在迫害男同性恋方面和其他现代国家还是有一个明显不同。在纳粹德国，违法者中有一小部分被监狱释放之后会立即再次被党卫队或盖世太保逮捕，然后径直送进集中营……他们的集中营制服上缝了一个粉色的三角形标志……处于囚犯等级的底层，经常被警卫蔑视和毒打，他们的寿命也比其他多数囚犯短很多。一项调查表明，第三帝国整个时期同性恋的死亡率在50%左右，政治犯是40%，耶和华见证人是35%。
对他们很多人来说几乎没有选择：不接受阉割的话就要被终身监禁，或者极有可能死在集中营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