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历史方面的冲动

早上，雪人化了，就像爸爸一样，消失不见了。
雪人是什么？是孩子们堆出的一个胖胖的、父亲般的存在，守护着这个家。他很有分量，实实在在地站在那里，但同时也是不真实的，虚幻的，如同幽灵一般。从我们用姜味饼干给他做眼睛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他已经成为一个雪的幽灵。
在我看来，她显然知道我父亲是政治犯，可接下来她却用激动的声音说：“对了，你是犹太人。”好像她刚刚发现了什么难以置信的事，比如看到一枚古罗马硬币卡在小猫的爪子里，或是看到一只蜻蜓藏在一块面包里。
突然，我感觉到辛克莱先生的手放在了我的腿上。这太意外了，我吓了一跳。校长正用两只手拍我腿的后侧。
七岁的我已经略懂人事。比如有些人按理说应该是安全的，你却觉得他们并不安全。拿辛克莱先生来说，虽然他是白人、大人，办公室门上还有他烫金的名字，但跟刚才我在操场上暗中观察的那几个黑人孩子相比，我觉得他肯定没有后者安全。还有，白人小孩在心里其实怕黑人小孩，因为他们朝黑人小孩扔石头，还做过其他坏事。白人害怕黑人，也因为他们对黑人做过坏事。如果你对别人做过坏事，你就觉得对方不安全。不安全，你就觉得不正常。在南非的白人就不正常。我听说过沙佩维尔大屠杀的各种传闻。那是在我出生一年后，白人警察朝黑人开枪，男人、女人和孩子纷纷倒在血泊中，后来下雨才把血水冲走。辛克莱先生对我说“回教室去吧”的时候，他出汗了，还喘着粗气，我知道他感觉不正常了。
我很喜欢玛丽亚说的“多丽教母”，这是固定说法吗？我决定到德班以后不说多丽，而说多丽教母。但我对自己这么说的时候，总觉得哪里不对。实际上我每次大声说出“多丽教母”，这几个词都会让我感到不舒服，仿佛走路穿的体操鞋里有三颗小石子。可是不知为什么，我也并不想把石子取出来。
我都忘了教母是多么高大了。她拥抱我的时候，我几乎消失在她肚子上的褶皱里。我什么也看不见、听不清，能听到的只有她身体内管道里的滴水声，轰隆作响，像八公里外的海。那是印度洋，海里有很多鲨鱼。那段海滩叫“金海岸”，救生员们每天早上都要检查拦鲨网，如果当天游泳不安全，就会用扩音器通知大家。曾有一回，在他们捉住鲨鱼之前，我不得不跑上岸，在沙滩上等待。他们捕鲨的时候，我看到海滩上竖着很多标牌，上面写着：
     德班城
此游泳区域专供
    白种人使用
这么说来，绦虫似乎能吞下鲨鱼。但恐惧的强弱与对象的大小不成比例，而且恐惧还雌雄同体。教母告诉我，绦虫长长的身体里既有雄性器官，也有雌性器官。“它们的卵巢和睾丸是长在一起的”，也就是“雌雄同体”。更吓人的是，“那些喜欢吃生肉的人们都该知道，绦虫也想吃掉他们呢”。
塑料人是最有趣的人——我第一次冒出这个想法，是看到芭比娃娃化了妆的蓝眼睛时。后来让我想到这一点的，是我每次问起坦蒂韦时，玛丽亚那上了妆的棕色眼睛。最后，在十几岁的梅丽莎的实验室里，我再次想到了塑料人。梅丽莎真的是在“化”出一个全新的自己。人们管口红、睫毛膏和眼影叫“化”妆品，这让我感到很兴奋。世界上各个地方都有“化”出来的人，而且大部分都是女人。
在梅丽莎的帮助下，我那单调、土气的马尾辫很快就变成了一堆盘在头顶的金色发辫，用发卡固定着，有种异域风情。梅丽莎说我看起来像电影明星，只需要在耳朵、脖子和手腕处再加点儿钻石和红宝石就成了。我的眼睛是绿色的，所以祖母绿最适合我。等以后有了女儿，我就把宝石传给她们，因为这些东西在我这里已经“完成使命”了。什么使命呢？
我开始留意听爱德华·查尔斯·威廉是怎么讲英语的，尽管大家说的是同一种语言。他想要袜子的时候就会喊一个仆人去拿。晚上洗澡的时候想要毛巾，就会再喊。他不说“袜子”或“毛巾”，而只是大喊出那个仆人的名字，好像那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给我拿袜子来”或“给我拿毛巾来”。
他需要擦鞋的时候，照料花园的那个人就帮他擦。尽管那个人已经有四个孩子、九个孙辈，头发也白了，爱德华·查尔斯·威廉却还是喊他“小伙子”。那个人叫约瑟夫，他称爱德华·查尔斯·威廉为“主人”。爱德华·查尔斯·威廉对约瑟夫说的是英语，但语调却像另一种语言。首先（其实我从来都不知道首先该从哪里说起），从他的语调中能听出来，他心里其实极为得意，所以需要佯装出不那么高兴的样子。想到这里，我不禁笑出声来，而且越笑越开心。与我最近认识到的“开心也不总是好事，但我却对此无能为力”相比，这似乎有点儿矛盾。
梅丽莎带着我来到一张桌子旁，说：“坐。”她这么说让我很生气，好像我是一只不听话的小狗。她的语调听着有些像她的父亲，我确定。梅丽莎说话染上了“主人”的语调，她需要吃一片阿司匹林，让那种语调随着汗液流出来。
我知道，微笑就像有些女孩手链上的小挂件，比如银质小精灵或心形，在她们晒黑了的手腕上晃动着，用魔力为她们祈福辟邪。微笑可以阻止别人进入你的头脑，尽管只要一张嘴就等于又打开了一个入口。多丽教母说要送我去当地的女修道院学校时，我脸上挂着的就是这样的微笑。
那个叫琼的修女告诉我，她的念珠是十个一组串起来的，十个念珠等于一个年代，一个年代包含十年。如果父亲十年都不回来，那怎么办？如果我在白种人专用游泳区游了好几个十年，却一直见不到父亲，那怎么办？跟不正常的白种人在一起，我会很孤独。生活在他们中间，我会感到无可依凭，任人摆布，就像在亚热带海洋里，冲浪的人正面对冲破防护刺网的大白鲨一样。
“你还想变成玩具娃娃吗，就像你那讨厌的小芭比一样？”
“想。”
“你怎么能既当娃娃，又当圣人？你知道有个叫露西的圣人，她把自己的两只眼睛都挖出来了吗？但她仍然能看见，因为只要活着，你就无法停止看见。如果再也不能看见阿贾伊了，我宁愿死。”
如果我照自己所写文字的“言外之意”行事，也就是放走小比利，那么爱德华·查尔斯·威廉可能也会按“武力回击”的“言外之意”招呼我。人们说的话只是唬人的，还是当真的？棍棒和石头真的比语言更危险吗？仅仅把想法写在纸上有什么用呢？在纸上写下“再买些‘小粉’”又不真买，因为写下来就抵消了买的欲望，这有什么意义呢？
“你得理解她，妈妈。”梅丽莎在找她的便笺本，所有速记下来的笔记都写在那上面。
“理解什么？”
“她觉得这只鹦鹉是她爸爸。”
“小比利就是一只鹦鹉，怎么可能是别的什么？”
很久以前，人类就用有颜色的矿物在洞穴墙壁上画出各种动物。如果说从那时起人们就在试图解决这个问题，那梅丽莎的母亲到现在都没想明白。
我的眼泪滴在琼神圣的面纱上，我想到她剃掉头发的场景，她称头发为“无知的杂草”。她叫我大声说出自己的想法，我却把它们写了下来。有时候，我会把自己写的东西拿给她看，她总会找个时间读完。她说，我应该告诉她我会读写，为什么不告诉她呢？我说不知道。她说，我不该害怕像读书写字这样有“超越性”的事情。她说得没错，我确实有些畏惧写作的力量。“超越”意味着“超过”，如果我可以用写作“超过”什么，不管那是什么，我就一定能逃去一个更好的地方。我对琼怀着深深的眷恋。她对我说，信仰也并非坚如磐石。上帝有些日子在，隔日可能就不在了。如果这是真的，我打心底里为她失去上帝的那些日子感到难过。
在我的生命中，梅丽莎是第一个鼓励我大声说话的人。她化着蓝色的眼妆，金色的蜂窝头梳得几乎跟我的人一样高。她坚定、勇敢，面对逆境也总能尽力前行。我听不到她在说什么，但我知道，她一定是叫我大声说话，大方承认自己的愿望，坦荡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不要被它打败。
我只想记住一幕，那就是玛丽亚——也就是扎玛——晚上坐在走廊的台阶上小口啜饮炼乳的模样。非洲的夜晚温暖宜人，天上群星璀璨。我爱玛丽亚，但我不确定她是不是也爱我。出于政治和贫穷的原因，她不得不和自己的孩子分开，来替白人照顾孩子。这些白人孩子，以及她照料的所有人、所有事，都让她精疲力竭。在一天的劳累之后，她终于离开那些窃取她精力的人们，找到一处地方，可以休息片刻，暂时不用理会别人对她的性格和人生意义所抱有的种种荒唐想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