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元凯：从一个科学家到一个启蒙者

1.“不改革中国就要被开除球籍”成为共识
     我才知道原来我们被愚民政策搞得多么落后、封闭，我们根本不知道世界发生了什么事！到法国以后也不久，我们看到城区有几座漂亮的高楼大厦，就问法国朋友那里住什么人？我们出国前，北京木樨地有几栋高楼叫部长楼。法国朋友告诉我们，这就是我们接受的东南亚难民住的。我被震动了，难民住那么好的楼，你们有钱人住什么楼？他说有钱人都住在郊区，都有自己的别墅。后来我了解到，任何华侨到西方去，只要好好工作三五年都有条件自己买一栋房子。所以我开始对那种极“左”的、贫困的社会主义产生了巨大的怀疑。
         我的一个想法是，我们中国人并不笨也不懒，为什么中国还这么落后，关键是体制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够改革这个体制，中国人照样可以焕发出聪明才智，我要回国要推动改革。所以我婉拒了国外留下来的邀请，回到了中国科技大学。从一九八○年到一九八二年，改革的思潮已经得到了大幅度宣传，邓小平提出“不改革中国就要被开除球籍”不仅成为知识分子，而且成为最高领导层的共识。
2.“我发出了不同的声音”
     通过自己的思考，我发现改革的阻力不仅仅来自那些保守的人，也来自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来自小农经济意识。改革要打破平均主义，拉大收入差距才有效率。这就遭到了延续千年的小农意识的打击。我还提出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公民旁听权利，政治应该透明化，老百姓应该参政，后来也不了了之了。
3.“改革开放以来做所有的事都有人在旁边说三道四”
     实际上我们已经意识到中国应该进一步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因为当时已经是八十年代中期，中国要进一步进行思想领域的变革，要跟得上时代潮流，要推动政治体制。当时很朦胧、很模糊，模糊也就不会没提出什么主张。就是大家已经意识到经济要改，政治也要改，但是我们当时都没什么主张。我认为改革者纷纷落马的道理很简单，因为在中国这么一个将中庸之道作为最高哲学的国家，凡是要打破现状的人，都会遭到巨大的阻力和坎坷，甚至会倒霉。从王安石到谭嗣同的历史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毛泽东曾经跟菲律宾总统马科斯的夫人讲，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从来是“皎皎者易污，峣峣者易折”。这是个非常特殊的真理。我自己研究过改革国民性、改革与中国传统文化，我也是熟读历史的人，但是我认为改革是一种社会使命。历史恰恰是那些锋芒毕露的人起了最重要的推动力。没有陈天华当年跳海唤醒中国，没有孙中山起义，能推翻满清王朝吗？所以，我认为应该保护这些“锋芒”，要爱护这些“锋芒”，社会要包容这些“锋芒”，不要对他们苛求。使命感就是为中国改革呼吁。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每个人都应该对国家的兴亡有发言权。
4.改革开放是中国的大趋势
     当时我最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不可逆转性。现在，我依然认为改革开放是中国的大趋势，是中国的必由之路。过去是，将来也是。尽管在改革开放中有种种的反复、曲折，甚至有部分时间的倒退，比如有一段时间我们对私营经济持怀疑态度，一度压抑了民营经济的发展，但是这都无碍于中国改革的进程。我最看重这一点。今天，中国真的变了，变成了一个开放的包容的、与世界接轨的社会，而不是过去贫困、愚味、夜郎自大的社会。这是几代领导人秉承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当然，中国三十年开放是曲折的、有反复的，有人恨不得要走回头路，这是不行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没有错，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更没有错，这些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的特定产物，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但当市场经济向深度发展的时候，发展观和政策体系当然要做出更新，这是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与历史评价无关。我们的确需要一种更均衡的发展观念和发展模式，在注重效率的同时不能牺牲和忽视公平。国家的宏观公共政策的价值理念需要做出调整而且正在做出调整。
      改革开放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它是一个双重的体制的转换，就是从计划经济向全面的市场经济的转换，丛国有独资的所有制朝着产权多样化的厅有制转换，必然涉及一大批人的利益再分配，一定会引发种种相关的问题。但出现的问题不能简单地称之为失误，在面对这些问题时也要冷静理性地思考。最典型的就是贫富差距问题。今天的基尼系数高达0.46，贫富差距过大，少数富起来的人非常张狂，引发了社会的反感。那么，我们究竟是杀富济贫，还是共同创富？毫无疑问，应该是后者。下一个三十年，中国如何把一亿三千万贫困人口解决好，已成为改革发展的重任。前面三十年，允许一部分人富起来，打开了中国创富的闸门。今后三十年，我们还应该想办法帮助更多的人富起来。社会变革丛来都是思想的力量在推动，中国有社会责任感的优秀企业家，一定能够起到带动作用。
       其实，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后，腐败就开始在中国出现。所谓的“太子党”公司是其代表。当时财富观念开始在人们心目中出现了。开始搞改革时我们都没有钱的概念，没有想到去赚钱。某些“近水楼台”的人却很聪明，他们利用权力开公司赚钱，这就是“官倒”。这是一种典型的腐败。八十年代后期，我就注意到改革陷入泥潭，正在遭遇越来越大的阻抗，各种各样的势力要把改革打下去。中国要改革确实不容易。因此，越来越多的人考虑政治体制改革，遗憾的是没有采取体制内慢慢推动改革的路径，而是走体制外改革的路线，当然没有走通。直到今天，政治体制改革路径的选择仍然是对未来中国社会的考验。
    现在政治体制改革还相对滞后，下一阶段中国改革的重点应该是政治体制改革，如果体制内仍然不能容忍，必然会推动体制外的改革。我们希望最好推动党内的、体制内的政治变革，就是多元化、容忍包容不同的声音，允许竞争。中国肯定将进一步缩小和工业发达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生活水平的差距。当然，我们要花更多的精力来调节我们的失衡问题，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创造一个更加民主、更加宽松的发展环境，公民权利将得到完善与保障。可以预期的是，中国一定可以建立一个开放的、多元的市场经济体系，二切与这个目标不相适应的东西，都应是改革的对象,包括所有体系。当然在做法上要慎重，要打造一条通向未来的安全稳定的通道，我反对任何冒进式的改革。但我更反对以国情为借口阻碍改革。我们可以改一句孙中山先生的话：“改革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